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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辛亥革命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阶级关系变动时，我们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发展不平衡这个特点。这个不平衡，正如前面说过的有许多原因，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决不是要把落后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改变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不平衡状态，而是为了便于它们的侵略，它们极力保持一切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形式，把封建地主阶级、奴隶主变成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因此，帝国主义侵略虽然促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生活发生急剧变化，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但是，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直到二十世纪初，在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是主要阶级关系。各民族地区的流官、屯军中的上层分子，汉族地主、本民族地主和残存的土司等构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地主阶级。甚至残暴的农奴制、奴隶制剥削关系依旧在我国西藏、四川凉山彝族地区保存下来。这种落后社会经济形态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保留下来，说明辛亥革命前，我国少数民族的阶级结构呈现了多样性，即除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以后产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包括农奴）、奴隶阶级，这些阶级和附属于这些阶级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反抗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以及本民族剥削压迫者的革命阶级。这是占中华民族的多数人。另外是少数人，即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封建官僚、洋奴走狗、封建地主阶级（包括农奴主）、奴隶主以及反对革命的各民族的反动上层，如僧侣、土司、官家、头人等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反革命阶级。这种阶级结构的存在决定了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人民革命斗争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由于它们同汉族一样遭受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政权的压迫，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这就为少数民族人民参加以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创造了条件。其次，因为少数民族人民除了受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和清朝封建统治压迫外，还要受本民族的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所以近代少数民族革命斗争，除反抗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和外来帝国主义的斗争外，又常常和反抗民族内部的上层反动人物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又同反抗民族压迫结合在一起。再者，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有的出国留学广泛接触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有的参加了同盟会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宣传反清革命的思想，这就为少数民族人民参加辛亥革命，创造了阶级和思想条件。另外，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广大，又因为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关系的差异，加上缺乏本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有力的领导，所以斗争地域性明显，难于统一和集中。这些特点，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进程中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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