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本金若干其利几多，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而以高价出售？” 

　　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商人卖货得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 

　　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 

　　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渡世艰难？……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事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都鄙问答》卷之二） 

　　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而定，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即市场规律。《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彼“失常，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对市场调节物价的功能有所认识。梅岩强调不应“取二重之利”，他列举卖织物、售粮食等等的人，违背商人之道而取二重之利的行为，认为这是“非”，是“不义”，必须杜绝，否则要断子绝孙。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分析“商人多不闻道，故有此类事”，是“不知天罚者”，要教之以“五常五伦之道”，可见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倾向根源在于儒学。 

　　梅岩阐释了市场的功用和“商人之道”，但“士”在他看来依然是尊贵的，是“世人之镜”，应为其他行业者所效法。各业均应“精勉其业”，恪守其“道”，抑制“欲心”。梅岩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要求提升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改变了“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观念，与中国宋代以来尤其是清初实学诸思想家主张“四业皆本”、反对“抑末”的思想变迁颇为相似。经济思想发生着与商品经济兴盛相应的变化，成为中日两国近世社会变迁的共有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和比较研究。 

　　“俭约”同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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