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他强调的不是百姓而是君主的“职分”，这与石田梅岩不一样，也正是中国士大夫同日本町人思想家的差别所在。前者建议、指陈、劝诫的对象或目标往往是执政者，而后者重在町人自身的自觉自律。黄宗羲把君主的职分看得很重，认为君主失职天下就会争乱，“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颠倒了“为君之职分”天下就会不得安宁。在他看来，君之“职分”应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为天下”，反之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能够为害天下，这是由君的职分决定的。指出“君为害天下”历来被认为是启蒙思想家杰出的思想。此外，他还主张臣的职分也不应该只“为君”，而应“为万民”，这就是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中所说的“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君与臣虽各有其职分，但两者集中到“为天下”、“为万民”的基点上则又是一样的。君臣尚且如此，社会各行业就更应平等。 

　　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黄宗羲提出了他的“工商皆本”论。他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历来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先提出的“工商皆本”论。实际上，黄宗羲依据日用品与奢侈品的生产消费划分本末的思想也非独创，东汉的王符在《潜夫论?务本》中就提出“致用”之工和“通货”之商都是工商业中的“本业”，即各行业各有本末之说，但这还没有根本否定“重本抑末”的传统观念。赵靖认为黄宗羲与王符的“各行业各有本末之说”有不同，王符只是说“工商有本”，而黄宗羲却是说“工商皆本”，“前者只是个偏称，后者却基本是个全称或一般性命题。”[1](P209) 

　　据笔者研究，根本性转变发生在宋代，明清时代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自宋代肇端的[2]。前述宋代浙东学派的叶适及其弟子陈耆卿不仅从概念上批判“重本抑末”，而且明确提出“四业皆本”，早于黄宗羲近六百年。另外，宋人思想到明代也有继承发展，如明代姚舜牧在《药言》中说：“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为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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