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婚丧应酬。清代华北农村的社会文化性消费还包括农民家庭的婚丧应酬、送往迎来等。由于习俗使然，农家在这些项目上的消费往往是尽其所有，不少人家甚至于超过自己所能够承受的极限，从而使本来很有限的家庭收入超负荷支出，严重影响了农家正常的生产生活安排。如河南洛阳县，“洛阳素好名都，近日竟成恶习，居丧者不但不哀毁泣踊，且于含殡之时卜宅之际富家竟令优人演戏，贫者即觅乐人吹戏，谓之闹丧”（注：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2，《地理志》。）。 舞阳县，“舞民并不讲究吃穿，并不讲究房屋玩器，风气极为朴素，独于婚丧吊贺赛会应酬往往爱要好看，恐自踵事，增华难免绌乏，至于成数亩之契，解一事之纷，无不摆桌请酒，尤觉可厌”（注：道光《舞阳县志》卷6，《风土志》。）。沈邱县，“林野细民间有秦雍之末俗， 其交际多靡侈。入冬则婚丧之馈遗甚广，其仓庾多不之积，而盖藏寡鲜，随收随用，不为终岁之计”（注：乾隆《沈邱县志》卷2，《地理志》。 ）。嵩县“初丧之殡丧葬，延人摄事，虽至亲密戚率盛馔畅饮于居丧之家，未成以为不安也”（注：乾隆《嵩县志》卷9，《风俗志》。）。 济阳县，“男妇粗放粝食，无浮华艳冶之态，……是其俭朴有余也。独于送死一节竟事观美，张灯节彩，多陈古玩，广设宾筵，至假贷破产不惜”（注：乾隆《济阳县志》卷1，《舆地志》。）。直隶蔚州， “好作佛事，遇丧，虽极贫之家，亦必延致僧众，修斋诵经，或一日或二三日”（注：光绪《蔚州志》卷18，《风土记》。）。山东忻州府，“忻之民少有收获，则称殇酌酒烹羊宰羔，甚至病不起灵于医而惟鬼神是听，巫师拜舞一宵之费至竭数日之食，其送丧也，僧道伶互相杂踏，则既不能开其源又不能节其流”（注：乾隆《忻州府志》卷4，《舆地志》。 ）。这些消费肯定使农家经济入不敷出。当然，为应付此类活动，农民除前面提到的举债外，有的地方通过互助解决问题。如山西孝义县，“民家遇婚丧疾病事故，工作役使群助而不受值，饥岁无闭籴者，富室更出粟赈给”（注：乾隆《孝义县志》第4册，《物产民俗志》。）。 山东蒲台县，“民间多随社，社立之长，遇朔望封钱贮之，长所乏者贷出，息钱终会计子母钱常相埒，其良而可永行者助婚娶曰人情社，助棺敛曰棺板社，助丧葬曰丧社，助岁除曰年社”（注：乾隆《蒲台县志》卷 2，《风俗志》。）。

　　教育属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它的匮乏通过严重制约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素质，从而最终妨碍着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春秋祈报和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不仅是不健康的社会风习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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