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变化是：更加注重原创性。严中平先生曾提出经济史研究的“四新”标准，即新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新问题。四新兼备是一种很高的境界，有一个新两个新的，大概也可以入流了。特别是新资料和新方法这二者，至少得一，才谈得上原创性。有的人把写文章和写书等同于研究，其实这里边是有区别的。当然，做研究必然会导致写文章和写书的结果，但反过来，写文章和写书未必就是做研究。把别人早已发掘出来并已运用在先的资料东拼西凑，把别人早已有的论点梳理一下，“整合”一番，便像模像样地制造出新的文章和书来。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有时编辑会乐意采用这样的文稿和书稿。因为这样经过整合的文稿和书稿，套路十足，有时在形式上比较完整，容易受不知内情的人们的青睐。而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受第一手资料的制约，反而可能在形式上并不完整，容易被挑出毛病来。新资料和新方法，说说容易做做难。一篇博士论文，是不是发掘了新资料，在工作量和研究境界上是有天壤之别的。研究是一个发掘材料、分析材料、寻找规律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新材料和新方法，才会让我们找到别人还没有总结过的新规律。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也唯有如此，学术的价值才得以体现。随着这门学科向小而精的方向发展，人们对其成果的原创性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第五个变化是：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更新势在必行。采用新方法的前提之一是掌握新知识、新理论、新工具，这就要求我们更新知识，不断进取。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一门学科如果10年、20年不创新，这门学科的学术生命就死了。而要具备创新的能力，就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理论，掌握新工具，使学科的研究领域向纵深发展，而不是原地踏步，或者低水平重复。过去，我们不大容易将计量经济学工具运用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去，那是因为历史统计数据的欠缺、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统计数字的不可靠。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孜孜以求地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进展。在当代经济史的重要性提升之后，计量工具的运用就会变得容易得多。这时候的“瓶颈”就可能不是数字，而是我们的知识结构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定为经济史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我认为是很必要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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