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实行了一分通商的政策，且此年以后厂欠愈多。我们即以此年断限，分两段进行估算。 

　　第一个时期，铜价以六两计算。但实际汤丹厂的铜成色最足，价亦最高，也是到乾隆二十一年才加到六两的。在乾隆十九年以前，汤丹厂官价不过五两一钱五分二毫三丝。其余各厂四五两至六两不等。（注：关于铜价，可径参考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之第四章第三节《铜价与厂欠》，第36—44页。） 

　　厂民每生产百斤铜：上缴15.3％的税后，剩余84.7斤。按每百斤6两收购价，共收入5.082两银。 

　　支出：40％归管理、镶头和砂丁。这一笔开支为2.0328两。 

　　炭价：1000斤×0.003两＝3两 

　　支出仅两项就达5.0328两。 

　　粮食和油等项概不在内，而这两项却是除炭费之外最大的开支。约计每人每月需折米为仓斗四斗半。由于我们没有当时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数字，故很难将之摊到每百斤铜上。但从“每一坑夫之采矿量，每日平均计之，由二十至三十斤，五十斤以上者甚少。合坑夫六人为一组，每组合日采二百斤之矿石”的记载来看（注：《新纂云南通志》卷一四六《矿业考?铜政》。），当时采矿的生产水平并不高，需用的劳动力较多，摊到每百斤铜上油米应在一两以上。即以一两计，每百斤的支出也达到了6.0328两。还有木材、柴薪、盐、铁等支出，我们可以说，每百斤的铜成本应在六两以上，这和云南巡抚爱必达在乾隆十九年所估计的每百斤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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