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乾隆三十八年前的情况。三十八年以后，规定矿民可以有10％的铜自由出售，并且铜价也在不断提高。至道光时，汤丹厂的铜价已提到了每百斤7.452两（注：道光《云南通志》卷七四《食货志?矿产》。），但是，就是这样，随着炭价的增加，铜矿开采的困难程度增加，成本的提高速率还是要快于铜价的增加。到乾隆四十年，官价和成本价之间，“计之百斤之铜，实少一两六钱”（注：裴宗锡：《筹滇省铜政疏》，《皇清奏议》卷六一，《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473册。）。就是说，矛盾不仅未能缓和，还更加突出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每采炼一百斤铜，矿民要亏损一两多银子，每年千万斤以上的官铜收购量，矿民要亏损十多万两，这还不包括官吏的陋规和克扣中饱。这是一个平均数，总有一些矿民因采到高品位、易炼制的矿而发财，但这即意味着更多的矿民亏损，就是有官府预支铜本，也很少人愿意来冒险。如此就连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不具备了。而这和清代云南铜业一百多年间持续的高产情况显然不符。 

　　其实清代云南铜矿业能维持长时间的高产，对投资开发的矿民至少在平均水平上来说是不亏损的。那么不足的部分从何而来？就是私铜。私铜之市场价格，远高于官铜。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不能对私铜的价格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但从一些资料上还是可以看出基本的情况。据乾隆元年云南巡抚张允随题报各官铜店的销售情况，除拨运省局和广西局备铸钱的以百斤九两二钱计价外，其余价多是百斤十一两至十三两间。如“内除升道黄士杰任（内）永宁店卖过铜五十五万四千四百斤，每百斤价银十三两，共收银七万二千七十二两”。“署迤东道王廷琬任内东川店卖过铜一百四十四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十五两，每百斤价银十一两，共收价银一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五两五钱六分零。”（注：乾隆元年六月二十八日云南巡抚张允随题，户科题本，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0—134页。）这是在日本铜的采买尚未停止、滇铜京运还不多的时候的铜价，这份铜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市场铜价即私铜价。到乾隆三十三年据总督阿里衮、巡抚明德奏：“采获铜斤交官，每百斤领价银五六两不等，私卖则得银十一二两。”（注：乾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阿里衮、明德奏，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清代的矿业》，第146页。）可以这样认为，云南私铜的价格每百斤在十一两左右，其随着供求的变化而变化，但大抵不低于此价。这和丁文江的调查基本一致。（注：丁文江：《东川铜矿》，载《游记二种》，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彭雨新认为：“当时滇铜的市价约为每百斤十四两。”（注：彭雨新：《清代前期云南铜矿业及其生产性质的探索》，《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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