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了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注：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注：[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 W.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form,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Rice University Studies,1973.vol.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 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注：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npan,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注：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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