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十七世纪末年英国成功「进入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黄仁宇先生提醒读者以下三点：一，「我们从技术角度（不以意识形态作出发点）看来，资本主义不外一种国家的组织，有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说，施用『商业的系统』（system of commerce）『去增进国民的财富』。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就不期而然的包涵了一个各人『有识见的私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倘非如此，其下层机构就组织不起来。所以私人财产应有保障，以及私人财产在公众生活中发生庞大的影响，都成为必然的趋势」。二，十七世纪末年英国「这样一个有农业基础并且法制传统坚强的国家，竟能使全国的管制数字化，首尾相应，有如一个自由城市，实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三，「在英国，一六八九年是一个具体的关键。没有这时间上汇集的话，则零星资本主义的因素，和抽象资本主义的观念，都不能构成一个言之有物，在历史书上站得住脚根的资本主义」。 [29]

       黄仁宇先生透过他对明代中国与十七世纪英国历史的认知与比较，捻出「数目字管理」这组概念，并大力宣扬从中引申而来的「大历史观」，这两组概念既出自他个人进行历史比较的理智考量，也带有吁请改革中国与世界所有「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国家的关怀情感。研究历史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如何才能真对人群做出「贡献」？那关连到更为主观的研究者价值设定问题，本文无法处理，此处只能讨论以下的问题：以现有明清史研究而论，黄仁宇先生「数目字管理」概念是否真能贴切说明众多明清史学者建构的「史实」？特别是在理解明清市场与政府关系时，「数目字管理」概念究竟是洞见或是限制？

（二）「数目字管理」的洞见与限制

       就我个人观察，如果仅以十六、十七世纪明清时代这两百年历史来看，黄仁宇先生建构的「数目字管理」概念确实具有若干洞见，能够比较有效地点出当时中国缺乏「经济组织、法律体系、文化观念」三者间「注重加速交换（exchange）」的互动与支撑；然而，这并不是说是当时中国市场与政府之间，即如黄先生所谓的仅是藉由「*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来连系。无论是商业组织、法律体系或是产权观念，在十六世纪以后中国即有不少有意义的变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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