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一时期农村和农民问题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因此，除了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主题外，到1979年前，在中国境内有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基本停顿下来。　  

　　与国内研究的基本停滞相比，在这30年中，国外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 ）旅美华人杨庆ｋūｎ＠③根据自己50年代初在广州郊区鹭江村的调查写成的《*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1959）。（2 ）威廉?韩丁根据他对人民公社时期陕西长弓村的再度调查，出版了《身翻：一个中国农村的继续革命》（1983）。（3）1975—1978年， 美国汉学家陈佩华（Anti Chan）、Jonahan Unger和Richard Madsen　对广东陈村的研究。他们三人对26位流入香港的陈村知青和村民进行了223次深入访谈， 撰写了《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民社区的现代史》（　1984 ），Madsen　还利用这次访谈的资料撰写了《一个中国村落的道德和权力》（1984）。这两本书对陈村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干部权力的道德基础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此外，由于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中国大陆乡村的实证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一些西方学者如裴达礼、王斯福、马丁和帕斯特奈克等人，便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台湾和香港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乡村进行实证研究。1964年和1969年帕斯特奈克（Burton Pasternak）对台湾南部两个社区进行了调查，并于1972年出版了《两个中国村庄的血缘和社区》。英国人类学家华德（Ward）在对一个香港渔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多样化的意识模式》。　  

　　　　　　80年代以来：农村的改革开放和第二次研究高潮的出现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并形成了本世纪第二次高潮。这次高潮的出现是有其深刻背景的。首先，1978年开始发动的农村改革，揭开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帷幕。20年来，我国农村经济、*、教育、文化和农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包产到户，到乡镇企业，再到村民自治，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同时，此前在农村中掩蔽和积累的各种问题、矛盾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也逐步显露，甚至激化，这些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其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创造了宽松的意识形态环境；其三，80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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