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关系的一个新解释》，他引用新发现德国圣言会资料，说明在义和团发源地有大批白莲教徒加入教会的事实，有力地动摇中国学者肯定白莲教与义和团关系的说法。包文认为“有了处在义和团发源地的圣言会及其邻近的耶稣会曾吸收了大批白莲教徒入会的这些资料，我们就能进一步证实义和团源于团练一说是正确的”。他强调“义和团运动中的白莲教成份，包括据称他们反对朝廷的叛逆性格，实际上只不过是该秘密会社信奉的多种神灵及其异教思想给运动蒙上了薄薄一层宗教色彩而已，并不能表明义和团与白莲教两者之间有任何根本共同之处。关于基督教皈依者与白莲教之间存在的任何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事实，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义和团起义在记载着华北的叛乱与革命这样复杂的历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1](P544-545)包的观点并不新鲜，施太格和戴玄之早就认为义和团源于团练。包文尽管在义和团与团练的关系方面没有找到新的证据，但他用大量白莲教徒加入基督教会的新证据，至少从反面证明了中国学者仅仅强调义和团源于白莲教的观点，在资料上是有问题的。
另一位美国学者许尔文也讨论了义和团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关于义和团及其前驱者的理论探讨和分析，许多认为是已有定论的问题，都是有关区别性质的问题。劳乃宣的文章、张汝梅和其它官员所写的回忆以及戴玄之、市古宙三等人写的论文，都被这一争论吸引住：义和团是匪还是良民，是白莲教叛乱还是自卫团体？我认为在这些地方进行区分无助于阐明问题，而只可以当作道德判断的基础。维克多?柏塞尔致力于弄清义和团是支持还是反对皇朝一事，看来也落入这一争论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党的历史学家大多数认为义和团属于反帝运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农民革命的前驱，这样一来，性质的区分不言而喻地就牵涉到更大的历史问题”。[1](P566)许尔文继续说“对于考察义和团或者莫如说考察义和团的前期，我不能肯定区分性质是一项有用的工作”。[1](P567)许尔文的结论是“义和团是在1898-1899年由许多独立的团体联合起来形成的，这些团体在规模上、在抱负大小上、在对抗官府意志上、在领导力量上、在所奉行的宗教仪式上等很多方面都彼此不同”。[1](P567)许尔文还指出义和团崛起早期阶段引人入胜的问题是，怎样才能解释这些不同的团体都转入了民族运动？他还指出，一个农民运动，它首先涉及一个物质的和社会环境的转变和衰退，第二涉及农民的动员。[1](567)简言之，许尔文强调的是不要导致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劳（乃宣）的观点的基础——许多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也是如此——是置于这样一个前提上的，即组织是一种持续存在不起根本变化的东西，并且名称的坚持不变就是组织生命继续的证明”。[1](P559-560)他认为应该把对义和团的起源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来考察。
周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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