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0年6月20日到8月14日，驻京清军和少部义和团时断时续地围攻外国使馆，列强震恐，“全世界之眼光皆注于此”[1]。当事国人与外人亦多有记载，有关读物层现叠出，普特南?威尔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本。普特南?威尔系英国人伯特伦?伦诺克斯?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的笔名。他1877年生于中国宁波，其父亲辛盛久任中国海关要职。辛普森少时曾赴瑞士留学，返华后继承父业，在海关做了录事司，专事文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浯、德语和汉语，这给他审时度势、获取信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使馆被围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他据其亲历见闻，逐月或逐日记载了他眼中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行为，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据时有“中国通”之称的英国观察家莫里循宣称，仅他私人所藏，“记载此事者，即有43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而普特南的这一本则不然，“此亲历目击之人本事直书，无所隐讳”，“虽尚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删减者”，但“均系真实之事，较之臆度及欺瞒者自有不同，后之作史者可以参考而改正其错误”。[2]本文试图通过该书，从普特南作为一个英国观察家的视角来简单认知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义和团的骤然兴起有其深刻的时代根源，是一种重压下的反弹，时人多称其为“排外”。义和团的排外，体现在口号上即“灭洋”，体现在行动上，最初主要是反洋教。对于义和团的爆发，普特南做了较为坦率深刻的反省。义和团的排外对象，普特南大致概括了有“三毛”，即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并饶有兴趣地对此做了解释：“‘毛’乃禽兽之毛，予等野人未曾剃头，故以‘毛子’二字骂之；‘大’字也有用意，因除予等之外，尚有二、三等之人，亦为奉拳团者所同声咒恨，则加以‘二毛子’、‘三毛子’之号。‘二毛子’者，凡奉耶教之人皆是也；‘三毛子’者，凡直接、间接与洋人有关系者皆是也。茶馆中昌言，凡官员家中有少许西洋物什，即为三毛子。”但“昔日尚未有以用洋货之人及与洋人往来者置于排击之列者”。[3]可见义和团排外并非一开始就有扩大化的趋势，而是步步升级的。最初不过是“民教相仇”，地方官袒教抑民，人们有怨难伸，只能“自己解放自己”，这不难理解。正如时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所说：“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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