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此次起事背后有深远的历史背景，也有一些证据表明拳民早已对攻击教会跃跃欲试[8](p158-177)，但从起事后的行动来看，拳民并未在组织和物质上进行充分的准备。起事首领要临时胁迫，起事后又“散布聚众”，分头招兵买马，且从其行动路线来看，他们忽南忽北，似乎并无明确的攻击计划。其对手则不然，教堂的高度戒备自不待言，官府方面也早将冠、威一带的拳民视为危险分子。就在10月中旬，鉴于“各省皆有教堂，教士往来亦所时有，地方官每多民教歧视，以致滋生事端”，清廷专门颁布了令各省督抚在教堂所在地方及教士往来之处严密防范的上谕。[5](p151)拳民起事后，山东方面立即动员，调动军队，并求援直隶，对拳民“防抚兼施，解散胁从，设法访拿首恶”。（注：《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丛编》第2辑第33页。我对口述史料中有关清军在4日的冲突中有同情拳民倾向的描述表示怀疑（见路遥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70-271页）。因为官府的原则并非剿办，只是逮捕首要，解散胁从。4名拳民的被杀很可能是因为持械拒捕才导致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能认同周锡瑞的观点。参见《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第189页。）如果充分考虑到两起突发事件所引发的紧迫效应，我们就不难认识拳民仓促起事背后的原因了。 

　　冠县蒋家庄起事自10月26日始，至11月4日被清军镇压，仅坚持了10天。候未村之战，拳民伤亡颇大，清军却没有损失。相对于不过百人的拳民，清军不仅占有武器和素质上的优势，人数上也明显占优（至少有山东方面的400人）。分析起事的败因，除去双方实力悬殊以及赵三多等人中途退出的因素外，还应从拳民起事的本意——反教但不反官，以及起事准备不足两个方面考察，才可对拳民的最后结局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　佐原笃介，浙西沤隐.拳匪纪事[Z].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8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2]　冠县志：卷10[Z].杂录志?纪变，1933. 

　　[3]　路遥.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Z].济南：齐鲁书社，1980. 

　　[4]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教务教案档：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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