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月间，短期内有一部分义和团北上赴津、京抵御八国联军外，还有一些义和团首领及团民到直隶境内设坛授拳，但为数不多。如4月，山东义和团刘得胜在天津杨柳青一带授拳（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91页。）。5月，宣化来大师兄二师兄各一人，“自云山东籍，有法力，可以扶清灭洋，刀枪不入于身。初惟四五十人学其术，未十日，各庄皆立团坛”（《拳祸记》下编。第47页。）。当然，也有一些山东义和团队伍在直鲁交界一带活动，对直隶也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可以说，在这个阶段，直隶义和团对山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且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山东义和团对直隶的影响。
在第三阶段，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不断出兵侵略直隶各地，也侵及直鲁交界一带。清政府在9月7日发布上谕，诬蔑义和团是肇祸之源，要直隶等地“痛加铲除”（《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752页。）。袁世凯更为有恃无恐，在山东推行“奉旨严行剿办义和团匪，务必根除”（《筹笔偶存》第503页。）的剿杀政策，直隶地方官吏也开始大肆剿杀义和团。这就使直隶义和团运动与各地一样，逐渐趋于低潮并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但是，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直隶义和团在直鲁交界地区仍坚持斗争并对山东继续有所影响。
义和团自天津、北京失陷后向南退却，聚集在直鲁交界地区的盐山、庆云、沧州、南皮、东光、景州、吴桥、宁津一带，人数约万余，他们不时进入山东境内活动，“揭竿称乱，防不胜防。海丰、乐陵、滨州、沾化、利津、惠民、武城、平阴各州县警书叠告，旦夕不息”（《义和团史料》上册，第302页。），对山东构成严重威胁，这在与盐山、庆云相邻的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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