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一方面又将中国的土地出产及人民劳力，来满足他掠夺原料、榨取劳力的欲望。这样绝人生计灭人种族的政策”，使中国人民感到“生计的压迫一日紧似一日，不由得不害怕，不由得不着急。这也是义和团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4〕再次， 孙认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尤其是传教士及教徒残民以逞的罪行，也是激起义和团反抗的一大原因。该宣言指出：列强除对中国实行*和经济的侵略压迫外，“还有宗教的侵略。他们用*力、经济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物质还不算，又用宗教力来耗夺中国人的精神；一班神甫牧师依仗着他们的国力，包庇教民，干预讼词，欺压吃教以外的人，无所不至，受其虐者饮心刺骨。这也是义和团发生的重要原因！”〔5 〕上述这些分析应该说是全面而深刻的。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和平为民族之特性，有时不幸遇着他民族的侵略，才不得已而抵抗。……我们对于‘义和团事件何以发生’的一问，可以无疑无贰的回答：‘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6〕
孙中山本世纪20年代对义和团运动起因进行实事求是分析而得出的历史结论，不仅纠正了当时某些国外学者强加给义和团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而且强调了义和团运动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挽救民族危亡而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民族战争。关于后者，孙中山还在一些著述中不止一次提到过。如他指出“各国之野心家大倡瓜分中国之议……俄德遂试行其瓜分之政策于胶州、旅顺矣……无何，而扶清灭洋之义和团起矣”〔7〕；又说庚子年的义和团， “始意是要排除欧美势力的，因为他们要排除欧美的势力，所以和八国联军打仗。当时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联军的机关枪和火炮”〔8〕。
需指出的是，孙中山晚年对义和团起因与性质的正确认识，与他当时在*党人帮助下对帝国主义本质认识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孙虽然忽略了义和团运动还兼有反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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