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与义和团运动是什么关系？不少论者认为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并以1898年10月赵三多率众攻打红桃园教堂作为划分两者区别的标志。理由是：一，赵三多领导的反洋教斗争第一次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二，这次斗争是以义和拳名义发动的第一次反教斗争；三，义和团直接参加了反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等等。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点，认为两者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大教案。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助于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

一、“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贯指导思想，并非义和团运动所特有。

为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对近代反洋教斗争（包括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或目的做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发现：

第一，近代反教者的“灭洋”思想是一贯到底的。他们所说的“灭洋”，就是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试图把一切洋人都赶出中国。揆诸史实可以看出，反教者的这一思想是建立在人们对外国侵略和洋教认识的基础之上，是人们的忧患意识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化。而这种民族危机使得中国自上到下弥漫着忧患意识。特别突出的表现是人们对基督教入侵的焦虑和不安。早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就认识到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是为了刺探情报，收买人心，以图侵略中国。如侍讲学士殷兆镛称：“传教一节，大率惑世诬民，隐蓄其志。……彼知舆地广轮之数，山川扼塞之形，兵卫之强弱，壤地之肥瘠，到处广结豪侠，赈恤贫穷，广为收拾人心计”〔1〕。 李东沅也认为：“传教则并欲夺中国人之心”〔2〕。王炳燮更是一针见血：“一入其教，则人心但知有教主， 不知有国法矣”〔3〕！这必然动摇中国的“帮本”〔4〕，是“祸中国也”〔5〕。然而当时绝大多数的反洋教揭帖， 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外人传教活动的愤怒，而是进一步追寻民族危机的根源，遂将教会活动同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联系在一起。因此，许多揭帖表达了一种基本相同的认识：西方国家以武力为后盾的“通商”与“传教”，是“欺蔽中华”的基本手段和中国社会苦难的主要原因。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反教揭帖中形成了“摈洋”、“防洋”、“讨洋”、“辟洋”、“荡洋”、“平夷”等朴素的反侵略观念，也就是我们所论的“灭洋”。可见，人们一开始便把反教与“灭洋”结合在一起。

中法战争的爆发，使近代民众进一步认识到洋教的侵略性。所以，人们把反洋教与反对法国的侵略视为一体。在南方，1885年各地发布的反教告白，多将法国侵略中国属国或疆土一项列入，并痛斥教民的策反活动。如《芜湖合邑同人告白》称：“闻闽江战争，皆因教民暗通消息，私济运粮，为法贼内应，以致我国大败”〔6〕。在湖南， 有一篇以越南官员黎忠、莫贰两人的名义发布的《越南陪臣贡言》，则是以现身说法，就越南遭受法人侵略以至灭亡，及其与传教的关系，沉痛地向中国官民说明，并提出忠告：“敬劝中华，快防猪鬼。……鬼贼一到，畔主降彼。鬼贼外攻，里则叫（教）匪，一国作乱，四邻多垒，险遭不测，至今追悔”〔7〕。在北方，1888年， 山东兖州士民反教揭帖中大肆歌颂抗法名将，盛称刘永福的骁勇善战，协助越南抗击法国，中外共仰，并称道冯子材、苏元春能相互配合，大败法军，最后号召大家“驱逐洋教，以靖外忧”〔8〕。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们内心的悲愤急剧增长，因而把反洋教同反瓜分结合起来。四川省《余栋臣告示》：“今洋人者，……奸*我妇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城，巧取我银钱；……焚我清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镇，国土意欲瓜分”〔9〕。 余氏的另一篇文告则列出了外国教会势力的八大罪状，号召人们奋起灭教，为国家雪耻复仇。到义和团运动时期，驱教灭洋的词句屡见不鲜，在此不赘。

总之，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驱教灭洋始终是并行不悖的。所以，认为那种把反洋教斗争划分为驱教阶段、驱教灭洋相结合阶段的观点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

第二，近代反教者的“扶清”思想也是始终如一的。所谓“清”指的是国家、皇帝、朝廷。“扶清”是指忠君报国。纵观反教者所提出的口号可以看出，他们一直没有觉悟到应该自己起来反抗外国势力及其清王朝，相反大都以“清”的忠民自居。1851年松江反教告白称：反教者是“大清忠义百胜”〔10〕。《湖南逐异类公呈》说：反教者“心存君国”〔11〕。南阳反教者自称“大清良民”〔12〕。周汉反教时表示：“甘断头而作大清忠义之魂”〔13〕。诸如此类的内容举不胜举。义和团运动时期，义和团仍说：“义和团民是忠臣”〔14〕。正因为此，反教者扶保清王朝的宗旨在近代不会有什么变化。如反教者的目的开始时是为“国家太平”、“为皇上出气”、“为皇上雪耻”。尔后，“为皇上守土”，“慰先皇在天之灵”，“扫除邪教保清朝”的词句俯首可见。就是义和团反教，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扶保大清不坏”、“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等等。这说明从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运动过程中“扶清”的观念是一致的。

第三，反教者另一突出的目的是为了保卫传统的封建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反教者的这一思想在近代变化不大。19世纪60—80年代，反教者为了保卫“孔孟之道”，极力斥责洋教“不敬天地，不礼神明，不奉祖先”〔15〕；“无天、无圣、无父、无祖宗， ……乃无人道”〔16〕；强烈谴责教会“男女混杂”、“紊*常”、“教士开堂传教， 男女并收”、“即招引其夫，必牵诱其妇”〔17〕；竭力攻击教堂“锢蔽幼童”，“夭札婴孩”。后随着传教士入华的激增，教会势力的扩大，他们保卫“圣教圣道”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为圣贤卫道”、“为正道固藩”、“使天下纲纪振，天下之义气伸，圣教晦而复明”〔18〕等等。义和团运动时期，尽管人们攻击教会多偏向列举外人侵略的史实，但保卫传统文化的内容仍然可见。比如义和团反教告白中充斥着“天主教、耶稣教不遵佛法，欺天灭圣”〔19〕、“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20〕，攻击“天主、耶稣……忘却人伦”、“大悖圣教”〔21〕，“女无节义男无贤”〔22〕等内容。这与前期反教揭帖相比较，两者无论是词句和内容上都没有明显的区别，说明反教者的这种思想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扶清灭洋”和保卫封建的传统文化。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继承了反洋教斗争的传统思想，并不是其所独创。故“扶清灭洋”不可作为划分两者区别的依据。

二、封建士绅与官吏是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同一组织倡导者和支持者。

封建士绅和官吏在深刻的民族危机面前，有鉴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所做所为，毅然走上了反洋教斗争的行列，并处于领导地位，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即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联合一致，共同与洋教为难。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他们的表现都是如此。为清楚地说明封建士绅和官吏参与典型教案的情况，列表如下：

封建士绅与官吏参与教案一览表〔23〕

时　　间　　官吏公开参加的教案　　士绅　　　总数

1844—1860　　　　　15　　　　　　　1　　　　22

1861—1900　　　　　34　　　　　　 125　　　 260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第一，封建士绅和官吏自始至终是反洋教的参加者，因为从1844年——1900年都不乏有官绅参加的教案。但是，1844年—1860年的22起教案中，官吏公开参加的有15起，约占总数的70％，而士绅参加的反有一起，占总数的5％，说明这一时期士绅参加的教案比官吏少得多。 其主要原因是传教士大都集中在有条约保护的沿海地区，没有进入中国的穷乡僻壤。另从官吏参加的15起教案看，都是传教士违反条约到内地传教而遭到官府的扣押和杀戮。1861年—1900年的260起典型教案中， 封建士绅和官吏参加教案的情况迥异于前，即官吏公开参加教案数为34起，占不到总数的14％，封建士绅参加的教案增长较快，共125起， 约占总数的48％。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之所以出现了“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24〕的局面，或者说，官吏“出有奖拳仇教告示”〔25〕，“号召拳匪入城”〔26〕，“甚至署内设坛”躬身倡之”〔27〕。在北京，“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28〕，这是反洋教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义和团运动也是继承了前期封建士绅和官吏反洋教斗争的传统。

　　第二，从1844年—1900年教案发生的总趋势看，官吏公开参加反教的比例数愈来愈小。或以为，封建官吏在70—80年代都退出了反教的队伍。事实不然。因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负有保护外人传教的义务，而作为朝廷命官来说，必须对皇帝负责，遵从清政府的法令，否则会丢掉头上的乌纱帽。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内心没有也不可能对洋教产生好感，引起他们憎恨洋教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为了不给外国公使借口，保住自身的社会地位，转而采取了比较隐蔽手段，“放手让绅士从事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且保护他们免遭报复，从而为反教行动提供一个比较没有滞碍和危险的活动基础”〔29〕。对此英国人G ·吉普斯在他的《中华作战记》中写道：“1860年以后，……官吏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动，但他们教唆，甚至煽动人们从事凌辱，掠迫他们中间的基督教‘蛮夷’”〔30〕。事实正是如此。1861年的ｄｕō＠①都教案，是由知县吴镐暗地号召百姓扰害教民所致〔31〕。1862年湖南地方官对各地发生的驱逐教士的活动，“不但不行阻拦，更于中极力挑唆”〔32〕。1876年重庆乡绅打教后，督抚沈葆桢“假作痴聋”〔33〕。1880年白云场开屠教案，知州田秀粟“晓论平民，以后凡遇教民，尽管殴打，有本州作主”〔34〕。正如传教士所言：教案“虽系怀疑起衅，半由地方官暗长刁风”〔35〕。1886年山东滋阳教案时，法人坚持把有关的绅士“摘顶”，巡抚李秉衡表示：“绅士无过，何能惩责。……衡即获罪，未敢遵办”〔36〕。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几届巡抚大都纵容民众的反教斗争，其中毓贤坐视大刀会“潜滋暗长”。天津各官员“见团匪与洋教为难，私心窃喜”〔37〕。在南方，湖南巡抚俞廉三对衡州教案也采取了暗中鼓动的处理办法。

　　第三，或以为，封建士绅在90年代都退出了反教队伍，由会党取代了他们的位置。笔者认为此说未妥。因为90年代后仍不乏有官绅参加的教案。至于会党反教问题，表中未予统计，但我认为应当具体分析。

　　1．会党的组织成员极其复杂，许多会党的头目即为士绅。 如大刀会头目刘士端本人系监生出身，还保有三品顶戴〔38〕。庞三杰是庞家林地区“最大的地主”〔39〕。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家有良田四倾，并开商店”〔40〕。其余如1898年湖北宜昌、施南教案和长乐教案的首领向策安、朝阳金丹教起义的邓莱峰、大足教案中的余栋臣，均是富裕程度不同的士绅。

　　2．会党参加反教，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士绅的介入， 但实际上是士绅反教言论煽动的结果。笔者曾对反洋教揭帖作过统计，其中95％的揭帖出自士绅手笔。观其文字流畅，据典引经，显然为士绅所做。刊刻、印刷、传播这些宣传品需要有较强的财力物力作后盾，亦非一般民众所能问津。不少公启揭帖还悬赏擒杀教士，动辄杀一教士便赏几百两白银，更非一般民众所能偿付，可见这些名曰民众或匿名的宣传品，大都是士绅出于策略考虑下的产物。而这些书文揭帖极能激起民众对基督教的仇恨，结局必然是一连串教案的发生。如1891年长江流域教案的爆发，“大半皆因周汉妄出此种谤书而起”。因其如此，我们说会党参加反教，封建士绅和官吏依然是教案的参加者或鼓动者。

　　总之，封建士绅和官吏是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同一组织倡导者和支持者。作为官吏来说，其反教方式虽有公开参加或暗中支持两种，但从没退出反教斗争的队伍。士绅反教则不遗余力，为反教斗争的帅手。义和团运动中，封建士绅和官吏的表现仍是如此。况且从广义上说，公开参加、暗中支持、舆论鼓动都可视为官绅反教的内容。所以说近代教案（包括义和团运动）基本上都是官吏士绅领导下的产物。

三、八国联军侵华是外国武装干涉教案形式的继续。

在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而教案则常常成为帝国主义武装侵华的导火线，因为外国侵略者是武装干涉教案的。如法国以1856年西林教案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德国以1897年巨野教案为借口把军舰驶入山东的胶州湾，强行登陆并占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引起了八国联军的武装干涉，后由于清政府态度的强硬，爆发了大规模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并不是义务团运动所特有的现象，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教案形式的继续。义和团运动导致八国联军侵华与西林教案引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事同一律，没有根本的不同。

　　或以为，义和团直接参加了反对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这可视为与反洋教斗争相区别的标志。这种论点值得商榷。因为前期的反洋教斗争虽遭到了外国的武装干涉，但由于多是分散和零星的，不可能同时遭受所有帝国主义的威胁，而且清政府没有给反教民众提供反侵略战争的机会，相反大都采取严厉镇压的措施。因之，过去的反教民众只能从理论上对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却不能与侵略者相接触，更谈不上与侵略军直接作战了。义和团运动时期，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采取了“招民成团”的措施，梦想利用义和团把洋人赶出中国去。这一策略给近代民众提供了反侵略的舞台，使之有一个同外国侵略军相接触的机会，于是乎出现了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但不论是理论批判，还是实际行动，都说明了反教民众的反侵略的性质。

　　综上所论，义和团运动与反洋教斗争实质上是一回事。 因此， 以1898年赵三多反教斗争作为划分两者区别的标志是不恰当的。正鉴于此，我们把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下限定在1900年，包括义和团运动在内。1900年以后，虽仍有大量教案发生，但作为一场运动，已逐渐走向低潮。

　　既然义和团运动确切地说是一个大教案，那么它应当从何时开始？能否因1898年10月赵三多的反教斗争是以义和拳名义发动的第一次反教斗争就确定它为义和团运动的开始？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近代史学界都普遍认为大刀会也是义和团的源流之一，它不反首先明确提出了“兴华灭洋”的口号，而且早在1896年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反教斗争。因此，我们认为大刀会1896年的反教斗争应作为义和团大教案开始的标志，而不是1898年赵三多领导的反教斗争。

〔1〕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卷13，第14页。

　　〔2〕葛士浚辑：《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2，洋务12。

　　〔3〕王炳燮：《毋自欺室文集》卷6，第6页。

　　〔4〕〔15〕〔16〕〔17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7页、78页、96页、162页。

　　〔5〕蒋敦复：《啸古堂文集》卷3，第15页。

　　〔6〕〔7〕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 Embassyand ConslarArchives, Correspondence,F.O. 228:986.F. O. 228:979.

　　〔8〕〔13〕〔14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以下简称《教务档》）第5辑，第414页，第1291页，第1370页。

　　〔9〕《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5，《余栋臣传》。

　　〔10〕咸丰元年七月十三日两江总督陆建赢等奏折附录告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天下第一伤心人：《避邪实录》第19页。

　　〔12〕《教务档》第2辑，第540页。

　　〔14〕佐原笃介、沤隐同辑：《拳匪纪事》第2卷，第10页。

　　〔18〕《教务档》第3辑，第896页。

　　〔19〕〔20〕〔21 〕〔22〕〔30〕陈振江等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0页、第14页、第41页、第31页、第198页。

　　〔23〕此表主要依据资料为《教务档》、《中国教案史》等，会党参加的教案表中未统计。

　　〔24〕〔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第91页、第306页。

　　〔25〕〔27〕《录副档》，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八日，岑春煊折。

　　〔26〕《录副档》，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奕ｋｕāｎｇ＠②折附清单。

　　〔29〕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616页。

　　〔31〕〔32〕《教务档》第1辑，第1203页、第1057页。

　　〔33〕《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34〕〔35〕《教务档》第4辑，第778页。

　　〔36〕《清季教案史料》。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第164页。

　　〔38〕《教务档》第6辑，第150页。

　　〔39〕《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5页。

　　〔40 〕《义和团史料》（上册），第268页。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