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兴起于鲁、直边界地区的义和团运动，至1900年夏天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形成高潮，并有力地促成了清廷下诏对外宣战。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应该如何历史地评价？尚属研究薄弱环节，本文就此略陈管见。

一、捣毁铁路交通线与抗击清军

1900年5月27日，直隶中部芦保铁路沿线约3万义和团占据了涿州城。其时，城四门上下高树旗帜、由团民把守，居民出入皆须搜查。原州署办事人员不得入城，地方行政机构全部瘫痪，知州龚荫培无计可施，便绝食坐以待毙。（注：紫萼：《庚辛纪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一）第306页。）这是义和团占据和控制的第一个州城。

　　义和团在进踞涿州的同时，即开始捣毁铁路交通线。他们占涿州的当天，数百团民开始拆除涿州至琉璃河之间的铁路，焚毁琉璃河车站及涿州铁桥，并砍倒沿途电线杆，使芦保铁路的运输和电讯中断。（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03页。）涿州车站被焚时，站长全家均被杀戮。5月28日，数千团民沿铁路线向北进发，一边拆铁道、砍电线杆，一边焚烧车站、料厂，大队已推进至芦沟桥，长辛店、芦沟桥的车站、料厂均被焚烧，长辛店、三河店一带数十名洋人闻风而逃。接着，部分团民到达丰台，合当地拳民千余人，焚烧了制造厂、库房、材料厂、车站、机车房，以及机车、客车、敞车等，连西太后专用的龙车也不例外。（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17页。）继而从涿州以南到高碑店一带的桥梁、车站及车辆也被焚烧，从省城保定向北开出的火车到高碑店后，也不得不退回省城。

　　义和团破坏铁路交通线的新举措，引起了清廷统治集团和直隶地方官的极大恐慌。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和直隶总督裕禄频频致电总理衙门，建议清廷派兵护路和保护洋人。为此，清廷发布上谕，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直隶总督等，严饬统兵各员，对焚烧铁路、车站者，应“惩前毖后，认真弹压”。聂士成统带的武卫前军首当其冲，他除拨天津步队一营前往丰台外，又命该部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部驻保定西关车站一带，左路统领杨慕时率步队三营驻扎高碑店，专为保护芦保铁路。（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38页。）为加强护路，清廷又加派武卫中军提督孙万林督带所部五营移至丰台，总兵王明福督带所部马、步三营前往马家堡一带堵御、弹压和相机办理。清廷如此调兵遗将护路，就势必与铁路沿线的义和团民发生武装冲突。

　　杨慕时到高碑店后，将所部分驻高碑店、松林店、涿州、琉璃河一带，于铁道两旁游击，并请调芦台本军30营一并来此护路。他还出示晓谕，表示对破坏铁路的义和团民“断难姑容，惟有一意剿办，……凡附和之人，一并枪击”。（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页。）于是，他下令开枪射击围聚在高碑店铁路两旁的义和团民数十名（实则为十四五岁儿童）及围观群众，以致死伤十余人，其余逃散。（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8页。）5月29日，涿州义和团将武卫前军马队左营管带聂汝康、差派前站看店马兵张锡恩等17名清军“全行扣住”，因该清军穿窄衣、戴小帽，团民疑为洋兵来剿。（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37页。）清军与团民之间一来一往的冲突，使二者关系越来越紧张。6月5日，双方终于发生了一场血战。是日，杨慕时故意“诱击拳民”，诱导二千多团民赴高碑店攻击杨慕时的部队，遭到清军有准备的迎击，造成义和团民死难百余人，受伤百余人，义和团的许多旗帜、器械、符箓被夺。当团民逃散入村庄时，清军又乘胜追杀，杀伤团民无数。（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47页。）午后，定兴大沟等村拳民和白沟拳民闻讯赶赴高碑店助战，又同清军邢长春部马队相遇，双方互有伤亡，数十名团民死难。随后，团民愈聚愈多，愤怒地焚烧了北河大桥。到天黑时，邢长春部马队“寡不敌众，撤守固城”。（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71页。）6月7日，邢长春因义和团焚毁了北河大桥而秘密率马队前来报复，约有千名团民作法迎战。是时北风大作，清军占上风施放排枪，又暗派马队抄袭团民后路，团民腹背受敌，被清军“击毙数十百人”，其余纷纷逃散，沿途抛弃红巾遍地，并有涿州、南关、琉璃河、容城等处义和团红、黄旗帜各一块，还有传单神牌上供宋江、鲁智深、武松等名号，显系效法梁山好汉。事后，邢长春会见了定兴县令罗正钧，请求严办义和团首领田洛羊（又作田老养、田和顺），罗立即将田洛羊捕获送至军中，被带至固城镇于次日枭首示众。（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40页。）义和团遭此打击后也以牙还牙，遂将5月29日扣押的聂军管带聂汝康等17人以乱刀砍死，摆出了与清军对峙抗衡的态势。

　　正当义和团民破坏芦保铁路的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破坏津芦铁路的斗争也随之展开。在京津间北运河沿岸和津芦铁路沿线，义和团的活动已十分活跃。据京津间三河、大厂、香河、永清、固安、文安、大城、霸州和安次的统计，当时3088个村中，就有2530个村有义和团的活动，（注：《义和团廊坊大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几乎是村村铺团、庄庄练拳。6月4日，义和团众持械到京津线之黄村车站放火，与聂军左路后营管带张继良的两哨清军发生战斗。义和团人多势众围击清军，打死打伤清军80余人，还焚毁车站一所，旱桥一座，电杆数十根。（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19页。）6月6日，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偕张翼、唐绍仪乘火车前往督察，行至廊坊，见义和团民持械列阵道旁抗拒。聂士成见势不妙，当即下令退回落垡再作筹划。下午，数千团民赶来，先烧铁道、断电线，使京津间铁路交通、电讯中断。其时，团民与清军进行了约二小时战斗，团民被击毙百余人，清军夺得了义和团旗帜、符纸等物，本身也伤损数十人。（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辑，第175页。）据佐原笃介《拳乱纪闻》称，当义和团民逃散入村时，聂军追至村中，将房屋什物概行焚毁，“所有乱民也悉行击毙，计共焚去村庄四处，毙匪四百八十人，士兵则损失十二人，并守备一人。”（注：《义和团》（一）第121页。此数各说不一，同书126页云：“聂军落垡之战，炮毁匪村五处，毙匪六百余名，而官兵仅阵亡十二名，阵亡哨弁一员。”）清廷得悉该战役情况后，认为聂士成部不分良莠、不判首从，焚杀过多，从而谕令申斥，聂军也被迫从落垡退回杨村。

　　6月10日，由英海军将领西摩率领的约2000名外国侵略联军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发。义和团在廊坊一带拆铁道以狙击敌人，并在廊坊与侵略联军发生了大规模战斗，将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的斗争推向了高潮，迫使侵略联军狼狈逃回天津。廊坊大捷之史实，以往论著多有论列，在此不赘。

　　综上所述可知，1900年5月底至6月上中旬，义和团在京、津、保三角地带开展的、以击杀驱逐教士、教民和破坏铁路交通线为中心的斗争，成了义和团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

　　为什么此时义和团民会众志成城地投入扒铁道、砍线杆，破坏交通线的斗争呢？这虽然与农民小生产落后愚昧的思想意识有关，也是义和团运动笼统排外的一种表现。但重要的是与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紧密相连。众所周知，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直隶虽没有明确被某国划分为势力范围，但境内教堂林立，民教矛盾十分尖锐，也是列强各国关注和争夺的重点地区。特别是随着芦保铁路和津芦铁路的修筑，夺占了广大农民的大量土地、房屋和坟地，使不少农民流离失所。铁路修成后，原先从事旧式水、陆交通运输业的船民、纤夫及驿站人员等又往往被剥夺了生计。铁路、电讯受洋员操纵，所雇人员多为教民，这又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和积怨。因此，他们把扒铁道、砍电杆看成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报仇雪恨的一种方式。义和团歌谣云：“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注：陈振江、程歙：《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可知他们是把破坏铁路、电线看成是斗争的一种手段。时人说：“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也证明了这一点。（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161页。）同时，他们破坏铁路、电线也是为了自身生存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芦保线大沟义和团民王洛要，原先在北河当水手为生，自修成铁路后，他便失了业，“遂恨铁路欲拆之，……今倚拳势，聚众谋不轨。”（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可见，一些团民恨铁路实事出有因。

　　还应注意的是，直隶义和团是5月27日占踞涿州后才开始扒铁道、砍电线杆的，这包含着阻止清军运兵镇压义和团和阻止洋人入侵的意义。因为铁路运输和电讯中断后，便会使掌握现代化交通、电讯工具的清政府和洋人一筹莫展，难以迅速调兵遣将，这大有利义和团的普及和发展。如天津义和团得知俄国哥萨克马队要乘火车进京时，便“故将天津铁路破坏，以阻俄兵来攻。”（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廊坊义和团也以拆铁道有效地阻止了西摩联军的进犯。英国领事贾礼士就感慨地说：“缺水和铁路不断遭到破坏，在很大的程度上延缓了海军部队的向前推进。”（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其时，有清朝大吏上奏说：“此时铁路徒以资敌，团民拆毁，正可断其来路，似不必再行修筑。”（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69页。）可见，从黎民百姓到清朝大吏都知晓拆铁道也是为了战争的需要。在相对安定的保定附近，由于铁路员工也在西关永宁寺迎师立坛，团民与铁路员工和睦相处“耦居无猜”，也就没有出现拆铁道的现象，使保定附近200里铁路安然无恙。因此，那种过分渲染团民的落后与愚昧，说什么义和团破坏铁路是“仇恨新的生产方式”，从而“导致历史的反动与倒退”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此时义和团与清军发生的冲突呢？

　　首先，义和团民之所以敢于同清朝的精锐部队分庭抗礼，是因为本身不断壮大和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义和团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而分散各地，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在团人等聚众之时，每有附近村庄纷纷附和，各处皆然。”杨慕时上书聂士成说，团民“无处不有，穿起衣巾则为匪，脱去衣巾则为民”，仅松林店一地，“论者谓其党二三千，实则倡首二三千，附和者且一二万也。”（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339、134页。）正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庇护，使清军疲于奔命，剿不胜剿、防不胜防。

　　其次，义和团占踞涿州和在京、津、保三角地带抗击清军的斗争，展示了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威力，迫使清廷对义和团刮目相看。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莹等到涿州一带视察劝慰，使清廷真正感到义和团“诛不胜诛”。事实证明，清廷不是不想镇压义和团，而是处于剿抚两难之中，感到难以镇压下去。因而清廷不仅申斥了亲自出马护路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而且还将其下属邢长春、杨慕时所部调离芦保沿线回天津。这说明义和团抗击清军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6月16日，邢长春、杨慕时灰溜溜地率部由安肃、容城、雄县、霸州回天津。虽然事先托熟人与义和团打过招呼，力求做到两不相扰。但当清军到雄县后，遭义和团四面兜逼，清军且战且走，到了霸州，又遭大股义和团袭击，杨慕时本人也几乎为义和团所擒。从邢、杨率部返津的遭遇可以看出，直隶中部地区之所以成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中心地区，一是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二是义和团敢于公开抗击清军，并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的声势，也敢于同八国联军进行面对面的搏斗。最终成为清政府招团御侮的重要方面军。

二、从农村涌向城市与城市的无政府状态

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大批团民向城市进军，特别是涌入京、津、保等中心城市，大大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城市陷于无政府状态。

　　自1900年5月27日义和团占据涿州成功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团民纷纷向城市进军。6月9日，义和团占领深州。10日，义和团入通州，焚烧邮电局和外国教堂。12日，静海县城为义和团所占据。此间，义和团已聚集在离唐山50里的大梯地方，准备兜围唐山，主要目标是焚毁唐山制造厂。至15日，开平矿务局内“办事各人，均已散去。此外有无数粤人，亦均走散。”（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同时，张家口邮局被焚，古北口电杆被拆毁，势将入城，河间府数处教堂为义和团所焚烧，沧州“城厢内外三四千拳民，栏流设卡，搜索行舟，商旅裹足。”（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至6月中旬，直隶省及顺天府已有相当一部分州县为义和团所占据或成为义和团活动之区，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和向城市进军的局面。

义和团进军的重点是京、津、保等洋人聚居的中心城市。直隶省城保定，自5月底已有团民在城内纵火焚烧。6月上旬盛传有大股义和团来扑省城，并焚烧教堂、捕杀教士。城中洋人惶惶不可终日，先是藩、臬二司饬令在城中租房一处，将洋人集中起来，以便保护；继而又派兵护送驻保的教士及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数十人逃往天津。他们行至任邱境内时，又遭义和团截击，死伤数人。至6月15日，保定的电线也为义和团所割断。其时，城中团民充斥，扬言某日举事烧天主堂，并杀三名大员：一为直隶布政使廷杰，二为直隶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三为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汝纶）；还声称将有万名义和团赴京勤王，须经保定南门穿城而过，以耀神威。（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10页。）为此，在保定的各大员均存慄慄危惧之心。布政使廷杰募马队百名列衙署前自卫，并募保定四街水社近千名壮丁协助守城。尽管如此，省城团民仍然“纷纷立厂，不数日增至十余团”，北关基督教长老会教堂、南关公理会等教堂仍然被焚，“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以致形成了“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的无政府状态。（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310页。）接着，布政使廷杰因主剿义和团而被解职，以按察使廷雍代之。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逃往深州避难，保定在一定程度上已处于团民的控制之中。

华北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是洋人聚居较多的城市，也是义和团奔涌去抗击八国联军的重点城市和前哨阵地。1900年6月上中旬，天津东北角三义庙王志和树义和团旗，设坛聚众，无业游民纷纷投奔。数天内，城内外立坛三四十处，每处数十人至数百人不等。其时，安次县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数百团民入天津，也在三义庙设总坛口，揭开了外州县团民大批进天津城的序幕。（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1页；《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2页。）接着，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率静海、盐山、庆云等地乾字团团众数千人进入天津，在城西吕祖堂设立总坛口，又于城厢内外设立坛口十余处，直隶总督裕禄送给他一支可以便宜行事的令箭。继而，霸州、雄县、文安等地义和团民在王成德（王德成）的率领下进入天津，在大佛寺设立总坛口，城厢内外设坛口数处。王成德也受到了直督裕禄的接见。6月下旬，由著名首领张德成率领的“天下第一团”（坎字团）五千余人从独流抵达天津，在北门里小宜门内设总坛口，并相继在城厢内外设立20个坛口。张德成抵天津时，裕禄命所乘舆迎接，并在督署设宴招待，将张德成引为上座。此外，天津以东遵化州、永平府一带也有许多团民涌入天津。

　　义和团进入天津后，开展了多种“灭洋”斗争。他们焚烧城内外教堂、拆毁榆芦铁路、砍电线杆，捣毁官方各级衙署乃至在衙署设立拳场，释放被监押的犯人，等等。据其时《中国旬报》等称，义和团于6月14日至16日之间，“焚教堂，拆榆芦路、毁关、县两署，释监押犯，道、运署皆设拳场”；义和团“入官电局捣毁一空，沿街电杆皆砍断，招乞丐使负去”，义和团还公然“在道、府、县大堂设坛。”（注：《义和团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43页；《义和团》（二）第142—143页。）自6月中旬起，天津汇丰银行及其他各行号一律罢市，招商局除米粮外，其他各种货物一律停运，寄往北京的信件停收，电话也已不通，连老龙头火车站也遭火焚。天津城内的江苏、浙江等会馆，已为义和团所占据，连门窗家俱也被作为炊薪之用。直督裕禄命候补道谭文焕办理义和团粮台事宜，设法供张支应。其时，天津的局势几为义和团所左右。英国领事贾礼士6月15日发出的信中说：“天津城已实际掌握在义和拳和暴徒们手中，他们焚毁了礼拜堂，并且在街上强迫中国官员们下轿。”（注：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页。）天津的地方官已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威风。随着外国侵略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和进逼天津，天津城已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殷实之家相继迁往外地，各学堂的学生纷纷弃学回家，天津码头堆放之洋货杂物被抢夺一空，连直督裕禄在天津的行馆也有人纵火。这些都表明，天津已陷入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大批义和团民涌入北京，把义和团运动推向了颠峰。清廷派刚毅等人前往涿州视察，刚毅复奏说，义和团“蚩蚩之众，诛不胜诛，……断无轻于用剿之理。”（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37—138页。）慈禧太后受刚毅、载漪等人的煽惑，便倾向招抚义和团。于是清廷为团民进京城开了绿灯。

　　义和团大批进入北京是从6月中旬开始的。据津海关税务司杜德维函称：“自6月10日到17日的一周内，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大队于13日自崇文门入城，先后焚毁教堂数处，并屠杀中国教徒多人。”（注：《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页。）这些进京的团民，大多来自直隶中部地区和顺天府各属。胡思敬说：“五六月间，京师贼势盛时，其来自京东者，曰武清团、香河团；来自京南者，曰固安团、永清团。或竖旗曰某庄村、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不可以数纪。”（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504页。）据《庚子纪事》载，自6月11日起，外来团民纷纷进城，“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至18日，团民进京城达到高潮，“不分昼夜，鱼贯而来，……通衢大街，尽是大兵，团民滔滔而行”，到清廷发布宣战上谕时，外州县进京团民“约有十余万人”。（注：均见仲芳氏：《庚子纪事》第12—14页。）

　　为什么大批团民会不约而同地涌入城市呢？

　　其一是寻找新的斗争目标。义和团一开始就以焚烧教堂、逐杀教士为主要斗争目标。各地义和团普遍发展起来后，分散在各州县、村镇的教堂大多被焚，传教士被杀的杀、逃的逃，各州县乡村似乎很难找到斗争对象。而中心城市则为洋人聚居之地，且有洋行及与“洋”有关的各种机构和设施，团民就自然而然地涌入城市去寻找斗争目标。如进京的团民在数天内就将城内两翼地面及城外五城地面的所有教堂焚烧殆尽。团民们又放火烧了大栅栏老德记药房及京师电报局等。他们还围攻了东交民巷使馆区及西什库教堂。正是这些斗争，才使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高潮的颠峰。

　　其二是进城谋生，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庚子年直隶奇旱，庄稼失收，农民无以为生，便纷纷进城觅食。加上“乡农见村人从匪归者，虏略（掠）教民财产，所获甚丰，”因而“皆弃农业为之。”（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504页。）他们进城后，除了焚教堂、劫洋行取得财物外，还可以“勒捐”富户，让殷实之家捐资助饷。这种情况在顺直地区很常见。李鸿章曾奏称：“查顺直地方，自本年五月拳匪倡乱以来，每勒有力之家捐助钱米，稍不遂欲，辄加以二毛之名，任意烧杀，官司不敢过问。”（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292页。）这说明糊口谋生也是团民进城的目的之一。

　　其三，清廷宣战后发粮米赏给团民，统带义和团的庄王又常派人持令旗至京外各州县招团民进京助战。如庄王曾派人持其令旗一面，“赴京南一带，招拳民之技艺精熟者三千人速赴京听调”，此次仅新城、定兴一带随令旗“赴京者近万人。”（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可见，庄王府派人赴京外招团又对团民进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量团民涌进城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不仅打乱了城市的现行社会秩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局势。翰林院编修黄曾源目睹北京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自五月（农历）以来，生杀予夺皆在团，团曰可，不敢否；团曰否，不敢可；民权之说，吾于义和团见之矣。”（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128页。）他把当时的情况看成是民权说之实行，显然是错误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城市的局势和京城的无政府状况。

　　综上所述可见，团民从农村涌入城市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们进城后开展的各种“灭洋”斗争，大大打乱了城市原有的运行秩序，使城市陷入无政府状态。这种奇特现象一方面成为义和团运动高潮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又成为慈禧太后决策对外宣战的重要筹码。

三、挂号注册与“全民皆团”

团民的纷纷进城与清廷的宣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面对京畿一带村村铺团、庄庄练拳的热潮，面对打着“扶清灭洋”大旗、自备资斧源源进京的“朝廷赤子”，慈禧太后与其说是害怕，倒不如说是陶醉了。6月16日，她发布上谕，责令刚毅、董福祥，将义和团中“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146页。）这已经发出了宣战的先声。接着慈禧太后又相继收到列强要她归政的假“照会”及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6月21日，她终于发布了招团宣战的上谕。慈禧太后宣战的重要资本就是招募团民成军。她之所以为义和团所陶醉，一是迷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二是误以为只有招团宣战才能“团结民心”。正如她发布的宣战上谕所说：“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期而集者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彼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义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63页。）可见，清廷之所以敢于宣战主要是想借重义和团的力量。

　　清廷宣战后，下诏令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并派左翼总兵英年、署右翼总兵载澜会同办理。载勋等人督率义和团的主要措施，其一是褒团民为义民，奖给银10万两，发粳米200石给团民食用，在虎坊桥湖广会馆设点发米。对于京外直隶团民，清廷发内帑10万两，交给直隶总督裕禄，发给团民，以示奖励。其二是“在庄王府设立总坛，聚众至三四千人，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注：《驴背集》，《义和团》（二）第487页。）所谓“报名注册”，也称“挂号”。洪寿山《时事志略》云：“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团’字样；而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团民挂号后，分配一定的守城或巡查任务，每人每日可领官钱1600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到庄王府挂号者就有“数百万名。”（注：《义和团》（一）第90—91页。）此数未免有所夸大，但人数之多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主动到庄王府挂号者外，庄王还派人持令旗到京外各州县招兵买马。仓场侍郎刘思溥也曾奉旨招文安、通州、武清义和团到天津助战。这些均属“奉旨”之列。其三是悬赏杀洋人。庄王载勋曾出告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注：《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上）第42页。）这种不分良莠、不辨长幼一概捕杀之法，断非明智之举，却是自身愚昧之曝光。

　　上行下效。在团民赴京到庄王府“挂号”的示范下，直隶各地也竞相效尤，纷纷到所在州县“挂号”。1900年7月16日，保定府属之“象盖、田堠、大田、西城、萧家庄，共八村新铺之团，进城至县署挂号并拜团。”（注：《义和团》（一）第462页。）所谓“拜团”，即各坛口首领及团民互相结拜、打相识。管鹤《拳匪闻见录》云：“拳党互相结拜，名曰‘拜团’”。通过拜团，便可做到一方有信，八方支援。直隶布政使廷雍曾札饬各州县，令团民到当地衙署“挂号”或印刷“印票”发给团民，以作凭证。永清知县高绍陈说，他奉廷雍等上宪命令，印刷“印票”，“县属义和拳每人发给一张，以分别真伪者。县署现存有卷，可以稽查。”（注：《义和团》（一）第423页。）此外，省府还饬令各州县“酌察情形，将拳民编成乡团，择立团首，约束拳众，并将拳首善为羁縻，给与功牌，听官调度。”此类团民称为官团，州县“按团点验，酌量犒赏，造具花名清册。”（注：《榆关纪事》光绪三十年石印本，第25页。）清政府想将义和团归入其统辖和调度之中。

　　然而，政府往往不能如愿。那些已挂号或领取印票或被编为乡团的团民，并不甘心受官府的约束调遣。各地地方官对拳民不肯受抚、“桀骜相竞”束手无策，直隶提督吕本元感叹说：“拳匪骄抗不驯，官诚无法制也。”（注：《义和团》（一）第423页。）可见，即使是到官府挂号注册的团民，也往往徒有“奉旨”之名，而无“奉旨”之实。

　　在运动洪流的影响和部分政府官员的倡率下，社会各阶层参加义和团已成为时髦。端王载漪在邸中设坛，朝夕虔拜，刚毅、载澜改穿义和团装束，徐桐、崇绮笃信有加。清廷中央各部也令义和团守护衙门，而京师“朝贵宗奉者十之七八。”（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6页。）连宫中太监、卫士和清军也纷纷加入义和团。甘军统帅董福祥与京师地区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为义兄弟，甘军中练义和团者有500余人。（注：《义和团》（一）第190页。）荣禄说：“两宫诸邸左右，半系拳会中人，满汉各营亦皆大半，都中数万，来去如蝗。”（注：《荣禄集》，《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4期。）这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

　　政府官员及军队既然如此，士绅及一般市民百姓更竞相趋附效尤。一些士绅富户也多没坛，自称坛主，多为保护门庭而壮家声。下层社会的“仆隶厮圉，皆入义和团，主人不敢慢，或更借其保护。”就连车夫小工，也弃业从之。”（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78页。）男人组织义和团、妇女加入红灯照、蓝灯照，甚至乞丐也组织沙锅罩为之助威呐喊，使社会上（特别是京、津等城市）出现了几乎是“全民皆团”的景象。

　　但必须说明，这种“全民皆团”又非全民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其情形相当复杂。由于义和团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无须批准，人人均可请师设坛，这给了投机者可乘之机，使得当时官团、私团，良莠难分，真团、假团也虚实难辨。如天津有“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坛附和，或仿效装束，鱼肉良善。”（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4页。）更有“土棍”自充拳民四出骚扰，张德成就声言“天津假团太多，特来查拿。”（注：《义和团》（一）第459、123、483、464、477、127—128、134页。）易州游民张玉山假扮义和团民，去诈取紫荆关富户张芝华家的财物。（注：《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7、339、134页。）也有教民假扮义和团四出活动寻仇杀团民。如总理衙门文案左某就说，奉教者皆扮成假义和拳会，各处寻仇*，北京西城尤多。（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第79页。）还有清军假扮义和团抢掠者，如聂士成的武卫前军不少士兵就认为，不如仿效义和团，既可掠取财物，又得义民之称，于是有五营士兵哗变，沿途抢掠百姓财物。（注：《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5页。）

　　由此可见，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纷纷投身运动的洪流之中，其中不乏打着义和团旗号去干种种不轨行为或营私勾当者，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并陷于无政府状，而且导引了群众之间的互斗，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这样，义和团的组织便严重不纯乃至产生了异化，表面上“全民皆团”轰轰烈烈，实际上鱼龙混杂、一盘散沙，民众之中相互仇杀现象层出不穷。这大大削弱了抵抗外国侵略的力量，也使这场战争没有成为真正完整意义上的民族战争。

【资料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