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由于事件本身发展受规律、特点及多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发生在1898年至1902年的义和团运动大体可划分成三个阶段，即兴起——高潮——低潮。从时间上划分应是：第一阶段1898年10月至1900年6月；第二阶段1900年6月至1900年8月；第三阶段1900年8月至1902年7月。直隶义和团运动在这三个阶段中，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直隶义和团兴起阶段的特点

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冠县十八团’起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注：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599—560页，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3页。）义和团这一全面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之所以在直鲁交界地区，首先由直隶威县的赵三多和山东冠县的阎书勤共同发动起义，有其内在的原因。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一地区是地瘠民贫和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地区，且有很多插花地（飞地），造成州县治所力量鞭长莫及。冠县十八村（今属河北威县）即是冠县的飞地，位于直隶的清河、威县、曲周之间，“距县百三十里，地势远隔，风俗攸殊，盗匪充斥，民教杂处，孤悬境外，隐然独立一小邑。控制既鞭长莫及，治理亦梗塞而不通。”（注：侯光陆修：《冠县志》，民国22年本，卷1，《地舆志·疆域》第7。）义和团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与清军周旋，“此拿彼窜，何处兵少，即在何处滋事”，“兵至则散，兵去复聚”。（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3页。）在我国历史上，有许多革命运动的兴起都是在统治阶级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首先发动起来。义和拳能在直鲁交界地区滋生、发展并向各地蔓延，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该地区民教矛盾较为激烈。众所周知，义和团的兴起是反抗外国教会欺压而形成反帝爱国运动的。直隶南部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是教会活动猖獗的地方。盘踞在教堂里的洋教士们，依恃帝国主义的武力作后盾，凭借所攫取的*特权作护符，在直隶境内为非作歹，鱼肉良民。早在1867年，法国传教士梁司铎指使冠县梨园屯教民拆毁玉皇庙修教堂，便激发了“民教”矛盾。这起历经八起八落，相持28年之久的庙堂之争，成了这次起义的直接导火线。长期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的赵三多和阎书勤于1898年10月3日，在冠县蒋家庄揭竿起义，树起“助清灭洋”的大旗，在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挽救民族危机的反帝爱国运动。赵三多和阎书勤领导的起义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普遍强烈要求。它得到全国，特别是山东和直隶地区广大人民的响应。因此，揭开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序幕，很快迎来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

　　第三，赵三多和阎书勤所发动的起义，表明义和团运动兴起于直鲁交界地区。从地域上看，冠县十八村虽然当时属山东，但它孤悬冠县境外，为直隶大部地区所环绕。特别它与直隶威县相邻，两地的风俗民情及社会结构等方面有多相近甚至一致的特征。阎书勤所在的冠县拳民多练神拳。赵三多所在的威县拳民多练梅花拳。两地拳民交往甚密，来往频繁，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汇集在一起，共同发动了起义。从参加这次起义的组*员看，主要领导者是直隶威县的赵三多和姚洛奇。另外，起义者在开始活动时，是以直隶拳民和直隶地域为主。阎书勤率山东冠县神拳拳民与赵三多等领导的梅花拳共同发动起义，正说明义和团是一个汇多源于一流的特点。因此，我们不应固守“义和团起山东”这样的传统说法。

　　第四，直隶义和团兴起时所树的“助清灭洋”的旗帜，它既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客观反映，也表明广大农民对反动统治阶级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同时也为义和团的失败埋下祸根。不可否认“助清灭洋”的旗帜打出后，得到华北大多数人民的响应，反应了当时农民的觉悟程度。也不可否认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集中精力打击主要敌人的策略作用。特别是在清政府中的“抚团排外派”占上风的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封建势力压力，使义和团能较迅速的得以发展。“据《冠县调查资料》说，赵三多在起事之前，曾召集义和拳首领共同研究起义计划。他的师兄弟朱九斌等提出‘灭满兴汉’、‘反清复明’的口号。赵三多不同意，并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赵三多的姐夫张老仙则认为‘扫清灭洋’口号势必招至官兵和洋人勾结一起共同打我们，不如提‘助清灭洋’为好，‘这样一则可以多避免同官兵直接作战，二则还可以让官军帮忙，我们可以集中力量消灭洋人了’。”（注：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599页，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3页。）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口号也确实起到策略作用。在义和团与洋人作战中，不少爱国官兵和义和团站在一起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入侵。清政府中不少官吏处在“剿抚两难”，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对义和团下痛加剿灭的毒手，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义和团的迅速发展，使义和团运动很快形成了以直隶为中心的局面。试想直隶是京畿重地，各地设有重兵，上谕、军令传达迅速，如果清政府至上而下一心“剿灭”义和团，那么义和团很难在天子脚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震惊中外的伟大运动。

二、直隶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的特点

1.直隶义和团迎着封建反动势力的镇压不断成长壮大。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在直鲁交界地区发动起义后，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实行严厉弹压解散的方针。他迭次致电大顺广兵备道万培因，大名镇总兵吴殿元等，要他们督饬各员，采取“防抚兼施，解散胁从，设法访拿首恶”。（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33页。）“实力弹压解散，以期消患未萌”（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第154页。）的措施。到1899年后，裕禄仍然推行“解散胁从，严拿首要，以靖地方”，（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63页。）认真保护教堂的措施。直隶义和团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血腥镇压下，虽然在兴起初期，未能在直隶的*中心、省城保定和总督经常驻节的天津展开大规模的活动，但在直隶的东南部和南部地区仍坚持顽强地斗争，其势力不断扩大。在直隶南部地区，以大名府为中心，包括开州、东明及长垣各县。在这一地区，除赵三多继续开展斗争外，还有山东曹州大刀会首领刘赞虞率领会众二百余人，进入大名府活动，并迅速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于“三五日间竟招聚五百余。”（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41页。）当官军闻知前来剿捕时，刘赞虞随即“率党抗拒”。（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46页。）虽然被清军镇压，刘赞虞等首领，不幸被捕，并惨遭“正法枭示”，但广大会众“实未解散”（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47页。），继续开展反帝斗争。

　　在直隶南部地区同时开展斗争的还有冀州、深州、枣强、衡水、南宫、武强、安平、饶阳、武邑等州县。其中，以枣强开始得最早。1898年冬天，张家屯人王庆一在家铺坛立团，并树起“助清灭洋”的旗帜。到1899年春天，团众已发展到万余人。5月，王庆一领团众攻打县城北面的萧张镇教堂，放火烧了教堂大半（注：《义和团运动调查资料》第6页。），还捉了教堂司事。该地区的武邑县义和团发展也很快，到1899年底，全县已设有拳场一百处左右。另外在深圳张司马村和安平县等处，义和团也已“聚众甚多”。（注：《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60页。）

　　在直隶的东南部地区。河间府所属各县，以景州为中心，包括献县、故城、阜城、东光、吴桥等地都开展反洋教斗争。景州于1899年秋天建立义和团后，随即广泛开展了反洋教斗争，“拳教滋事之案，各属接踵而起”。（注：《西巡大事本末纪》第3卷，第21页。）同年12月，景县、阜城、故城、东光和吴桥五县县令曾两次联合向直隶总督裕禄报告说：“义和拳情形，近日愈加猖獗，”（注：《义和团》（四），第466页。）“其人数众多，蔓延广远，声势浩大，骄悍难驯”。（注：《义和团》（四），第474页。）

　　直隶义和团从兴起向高潮发展的过程中，直隶总督裕禄所采取的“解散胁从，严拿首要”政策，站在清政府的立场上应该说裕禄镇压群众运动的策略是对的。因为他只打击“首要”，对群众采取“解散”的办法，这既能杀一儆百，又不会激化矛盾。但是直隶义和团众并没有屈服封建反动势力残酷镇压。直隶义和团在敌人的镇压下却不断发展壮大，这不能不说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这场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

　　2.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使直隶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心。进入1900年以后的几个月中，虽然裕禄一直还在奉行“严拿惩办”，“决不稍从宽贷”（注：《义和团》（四），第478页。）的政策，但直隶义和团冲破反动封建势力的阻力，迎来了“一声呼啸，风靡全省”（注：《义和团史料》（上），第503页。）的局面，并迅速在全省形成了一些义和团的活动中心。如直隶沧州，6月底，王之臣率义和团队伍到达后，“四邻响应集者二万”。（注：《义和团史料》（上），第287页。）涞水县石亭镇一带“约集新城、容城、涿、易、房山各州县乱民万余”。（注：《义和团史料》（下），第948页。）涿州则“聚匪闻有二三万”。（注：林学缄编：《直东剿匪电存》，《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第155页。）宁津“全县团民共达九千多人。”（注：《义和团史料》（下），第970页。）7月，固安县义和团“几乎无村无之”。（注：《义和团史料》（下），第942页。）到6、7月间，全省形成了保定、天津、涿州、沧州、景州、廊坊等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中心。全省各地的义和团汇集成一股强大的反帝斗争的洪流。它为保卫天津、北京与八国联军决一死战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与此同时，它与全国其他各省相比，无论是参加人数上还是斗争的坚定性上都不如直隶义和团的声势这样强大。就拿义和团运动基础较好的山东来说，此时，义和团的数量较少，处于旋起旋灭的状态。即以义和团活动较重要的州县来讲，利津县由于直隶义和团传入，使本境义和团“几乎无村不有”。但袁世凯派兵来剿后，“不数日间，拳匪绝迹，县境肃然”。（注：《义和团史料》（下），第1034—1035页。）有的县如福山县，知县只斩一人，“境内以安”（注：《义和团史料》（下），第1041页。），可见其斗争声势较弱，参加人数较少。此时，在山东全省境内也没有形成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再以山东乐陵、海丰（无棣）和相邻的直隶庆云（今属山东）、盐山四县相比较，1900年6月底7月初，武卫右军先锋队后路左营参将张勋率队来到这一带，目睹了两省辖境义和团的情况，他在禀报中说：“东境十分安静，直隶所属几于遍地皆是”，盐山“匪势甚重，约有万余人，据城挟官，文报不通。”（注：《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26—30页。）他的比较说明直隶和山东两省义和团的发展程度大不相同。在全国其他省，义和团也没有形成使清军难以抗拒的力量。时人在描述直隶义和团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时，往往用“蔓延遍畿辅”（注：万震霄修：《青县志》，民国19年本，卷12《故实志·兵事篇》第6页。），“大祸之发乃在直隶”（注：《义和团》（一），第304页。）之类的言辞来形容，这除去带有诬蔑之意，丝毫没有夸张成份。直隶义和团可以说蔓延到90％左右的州县，吸引了几十万民众参加。直隶义和团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声势如此强大，除了此时清政府中的“抚团排外派”占了上风，有利义和团的迅速发展外，更主要的是直隶义和团不畏强暴，坚持与清军做生死斗争的结果，使清政府感到“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注：《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87页。），只得采取“招抚”政策。蕴藏在直隶人民心中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

　　3.直隶义和团为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付出了最大的代价。1900年5、6月间，英、法、日、德、俄、美等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八国侵略联军，决定对中国武装入侵。其目标首先是天津和北京。为保卫京津直隶义和团从6月中旬开始大批进入北京和天津。在北京，直隶各村庄的义和团日以千计，浩浩荡荡地“不分昼夜，鱼贯而来。”（注：仲芳氏：《庚子记事》。）在天津，青县、静海、沧州、盐山、南皮、庆云等州县义和团，约两三万人先后到达天津。迅速形成了以张德成、曹福田、王成德、林黑儿（黄莲圣母）等为首领，有战斗力和影响较大的义和团和红灯照队伍。此时，在天津全城参加义和团的群众达五万人之众。

　　直隶义和团保卫天津的战斗是从廊坊开始的。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联军1500人由天津进犯北京。廊坊及天津地区的义和团为阻止这支侵略联军进犯北京，手持长矛大刀等简陋武器与拥有洋枪、洋炮等现代化武器的联军展开殊死的战斗。尽管义和团遭到较大伤亡，但使得侵略者沿京津铁路入京的企图完全破灭。从天津乘火车去往北京，本来只需几小时就可以到达。由于义和团的顽强抗击，在路上虽已花费了5天时间的侵略军，却依然滞留在廊坊车站，最后不得不退回天津。义和团取得了廊坊大捷的胜利。

　　廊坊大捷不仅为北京和天津保卫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给了侵略者当头一棒，狠狠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军嚣张气焰。在此战役中，西摩尔的侵略军被打死70多人，打伤200余人。不少侵略者经此一役，不得不承认：义和团“在训练上所缺少的东西，却由他们的勇猛来补足了。他们在优势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像我迄今为止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注：毕格罕：《在华一年记》，《八国联军在天津》第232页。），义和团“是我们的劲敌”；（注：毕格罕：《在华一年记》，《八国联军在天津》第232页。）“如果中国军队由一个有能力也有经验的军官指挥的话，这支远征军在回到天津以前就会完蛋了”。（注：A·S·达格达：《美军在华解围远征记》，《八国联军在天津》第77页。）西摩尔也不无余悸地说：“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注：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德皇威廉二世也说：“这使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丢脸，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了。”（注：《威廉二世谕布洛夫电》，《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2页。）从此战役之后帝国主义再也不敢吹嘘“只要一小队的外国军队，就可以在整个中国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长驱直入”（注：［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3卷，第228页。）的狂言了。应该指出这一辉煌胜利是直隶义和团用血肉之躯换来的。在此战役中，由于义和团使用落后的原始武器去与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拼搏，再加上义和团受落后宗教迷信的影响，上千名义和团战士倒在敌人的洋枪洋炮面前。直隶义和团为保卫国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在天津保卫战中，曹福田、张德成等义和团首领率领广大团民和清军中的爱国官兵一起共同抗击八国联军对天津的进犯。他们在保卫天津老龙头火车站、攻打外国侵略者的据点紫竹林租界以及抗击八国联军攻城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与敌人鏖战。敌我双方激战近一个月的时间，打死打伤侵略军几百名，联军中的高级军官被打伤多名。同时义和团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天津地区的义和团主力遭到很大损失，数以万计的团民遭到屠杀。需要指出的是，义和团的重大伤亡“并非皆洋兵打死”。不少团民惨死在反动清军之手。清朝武卫左军提督马玉崑所率领的清军让拳民充先锋，马军却在后面枪杀拳民。例如在7月9日夜间，攻打租界的战斗中“华兵在后，义和团在前，合攻租界；洋兵开排枪御之，天明而止，计轰毙义和团二千余名，华兵伤者寥寥。事后探访，知官兵因义和团妄言惑众（按：即向人民宣传爱国），恨之切齿，责令充前夕当前敌，否则杀死。拳众持刀前行，洋兵开枪轰击，前列者已死；在后者，官兵即用枪击死。故是夕拳众死者如此之多，并非皆洋兵打死。”（注：粤人某：《遇难日记》，见《义和团》第2册，第171页。）这一事实充分暴露清政府招抚义和团是假，出卖和剿杀义和团是真。同时也说明义和团对反动的清政府缺乏本质的认识，上当受骗的一面。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直隶进入北京的义和团同当地义和团及爱国官兵一起与八国联军浴血奋战。他们在攻打西什库教堂、东交民巷以及阻止侵略军攻城的战斗中，勇敢机智地打击敌人，使侵略者曾一度陷入绝望的困境。在战斗中，义和团毙伤几百名侵略军，只是由于清政府向侵略者妥协和屈膝求和，使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久攻不下，北京城也很快被攻陷。直隶义和团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同样付出很大牺牲。在战斗中，无数名义和团战士英勇牺牲。城陷后，遭到八国联军清洗大屠杀。联军对所有坛口进行清洗，见团民便杀死，仅在庄王府一处，就杀害1700多团民。（注：《庚子记事》第177页。）此后，不管在什么地方，也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搜捕到义和团民，统统斩首和枪杀。许多地方“死尸遍地，腐烂熏蒸，惨难寓目”（注：《庚子记事》第34页。）。皇城之外是这样，“皇城之内，杀戮更惨，逢人即发*之，常有十数人一户者，拉出以连环枪杀之。以致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注：《庚子记事》第95页。）瓦德西供认：“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注：《义和团》（三），第56页。）。

三、直隶义和团在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时期的特点

1.直隶是义和团运动最后失败，也是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最突出的省份。八国联军从登上中国国土那一天就把进犯的重点放在北京和直隶的天津及其他地区，这本身就说明直隶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最突出的地区。直隶义和团在保卫天津和北京的战斗争中，狠狠打击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同时也付出最大的代价。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后，清政府彻底屈服。全国范围的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在直隶以外各省的义和团很少有较大规模的活动。有些省份基本停止了斗争，有的坚持较短的时间便失败。但是在直隶，侵略者攻陷北京后仍然把直隶做为报复和惩罚的重点；清政府为了向帝国主义献媚，对义和团进行全力剿杀，为支付庚子赔款加紧搜刮人民。在这种极其险恶的形势下，不甘屈服的直隶义和团继续坚持艰苦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02年的6、7月间。直隶以义和团为主的广大人民视《辛丑条约》为一纸空文，不顾条约中所谓“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规定，重新集结义和团的余部和广大人民在一起迎着帝国主义和反动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展开最后地血战。在直隶的中部，以保定为中心，在直隶南部以广宗县为主要根据地，在直隶东部以沧州为主战场。总之联军所到之处，都遭到直隶义和团的沉重打击，进一步教训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也回击了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有的地区甚至还可以拉起几万人的队伍与中外反动势力拼搏。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报告中说：“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这个报告是侵略者在义和团兴起到高潮时期遭到“拳民”沉重打击的结果，也是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他们征服了腐朽的清政府仍然受到义和团顽强抵抗所得出的结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精神永远也不会丧失。直隶义和团此起彼伏的反抗帝国主义及走狗清政府的斗争最后又坚持两年多的时间。应该说直隶义和团在挽救民族危亡，免遭瓜分的义和团运动中，从始至终都起了主要作用。

　　2.直隶义和团在血的教训中举起了“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的旗帜。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各地义和团普遍接受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这一口号尽管在义和团运动中前期从客观上起到一定的策略作用，但它毕竟不是科学的口号。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和中期义和团没有把反动封建势力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虽然在一些地区，清朝地方官吏对义和团进行剿杀而发生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没有主动去打击封建势力。因此，义和团在“扶清灭洋”思想的束缚下，对反动封建势力丧失了警惕，一度被封建顽固势力所利用，直至被出卖。义和团在屡遭清军镇压的教训中，特别是清政府彻底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屈服，大肆镇压义和团，疯狂搜刮人民的时刻，人民开始认识了封建势力的狰狞面目，摆脱了统治阶级的欺骗，感性地把握了近代中国两个根本矛盾的所在。1902年4月23日，景廷宾领导的抗“洋差”“联庄会”与赵三多等义和团首领所领导的义和团联合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打出了“官逼民反”、“扫清灭洋”的两面大旗。他们已不是在清军来镇压时才与清军发生冲突，而是主动制定攻打威县、广宗、巨鹿等县城的军事计划，把“扫清”的口号变成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军事行动。景廷宾、赵三多等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影响很大。“扫清灭洋”的起义军发展到直隶、山东、河南3省24个州县，约16万人参加。正因为这一口号的提出，使义和团运动又坚持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义和团不仅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也深深教训了反动的封建统治者，为以后中国的革命走向正确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直隶是义和团运动最早兴起和最后失败地区；是义和团运动坚持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最突出，打击中外反动势力最重的省份。同时也是为挽救民族危亡付出代价最大的地区。

【资料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