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但其本身又非常复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矛盾（诸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别之间的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因此，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无论其主观意愿如何，都不可避免地与这场运动发生直接间接的关系。本文即拟对当时驻外公使与这场运动的关系作一探讨。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论，乃当时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关系，对业已归国和后来的出使人员，则概不涉及。义和团运动时期的驻外公使有驻英（兼驻意、比）公使罗丰禄、驻法公使裕庚、驻俄（兼驻奥）公使杨儒、驻德（兼驻荷）公使吕海寰、驻美（兼驻西、秘）公使伍廷芳、驻日公使李盛铎和驻朝公使徐寿朋等。本文即主要围绕以上诸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思想及行动展开讨论，偶尔也涉及一些驻外商务监督、使馆参赞和随员。

一　驻外公使与对外宣战、东南互保、救使送使、“惩凶”及停战议和

1900年6月21日清廷对外宣战，是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对此，各驻外公使曾抗旨不遵。早在6月19日，清廷御前会议决定对外宣战后，总署即曾电告各驻外公使，说：“现因拳匪滋扰，京城已准各使馆派兵自卫，又复添兵前来，商阻未允。讵驻津总领事照会北洋，内称各国水师提督请将大沽口各炮台剋刻交伊等收管，显系首先开衅。已于本日四点钟由署照会各使于二十四点钟内带同护馆并兵等赴津。尊处行止可相机酌办。”[1](p124)此即所谓“漾”电。因中途耽误，各驻外公使于6月26日方收到此电。当天，杨儒又收到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王之春、俞廉三六人联名发来的“艳”电。电文除指责义和团“违旨滋事”、朝廷已电召李鸿章进京议和外，还特别指出：“今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务望婉商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力劝各国暂行按兵停战，侯鸿章到京，请旨开议，必当妥为了结，不启战祸，官兵方能专力剿匪。”[1](p125)

　　如果将“漾”电和“艳”电联系起来，杨儒应该明白清廷已经对外宣战，但他对于“漾”电，除奉命转达罗丰禄、裕庚、吕海寰、伍廷芳和徐寿朋外，同时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请示从违；对于“艳”电，则遵照李鸿章等人的指示，“速将原电译成洋文转送外部”。他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还对“漾”电表示怀疑，说“电内无奉旨字样，实属可疑”。并指出：“以一国而撄众怒，虽至愚亦知其不可。秉钧者误国殃民，至于此极。”[1](p126)

　　因总署“漾”电提到要各驻华公使于24小时内带同护馆弁兵等赴津一事，各驻外使馆人员是否应同时撤回成为当时最为紧迫而棘手的问题。各驻外使馆收到“漾”电的当天，吕海寰便电询杨儒：“倘各国仿行，尊意如何办理？”[1](p176)杨儒也不知如何办理。后来还是伍廷芳指出：“若遽辞归，转形决裂，鄙意以为无益国家。离易合难，敌多助寡，深维大局，未便洁身。”[1](p127)这一建议得到其他各驻外公使的赞同。不久，他们分别收到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发来的电报。李鸿章认为：“总署漾电，有‘行止相机酌办’字样，似未明言撤使，各国外部当无逐客之意，有公等在外，或可维系邦交……公等毋太匆促，仍从容相机图之。”[1](p128)刘坤一也指出：“未奉宣战旨，似可缓归。”张之洞更明确指出：“署电‘相机酌办’，自以不回为妥，回则决裂矣。如无促归之旨，万望妥酌，勿遽回，以保大局。”[2](p36)有东南督抚的支持，驻外公使们经过协商，最后决定“暂留候信”，[1](p131)“以维大局”。[1](p130)

　　东南互保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又一重大事件。《东南互保章程》正式签订的第二天，即6月26日，刘坤一便将此事电告杨儒，请其“转商外部，电饬各领事遵照”。[1](p127)27日，刘又将《章程》的具体内容电告杨儒，要其“速商外部照办”。[1](p129)29日，杨儒电复刘坤一：“东电面交，据云，领事来电，知已签押，奉俄主谕办法甚好，当饬领事遵照，长江一带人民商业均惟二公是赖，俄即不另添兵增舰。”[1](p129)与此同时，其他各驻外公使亦分别就互保一事与驻在国政府进行了交涉。7月1日，驻日商务监督钱恂更致电张之洞：“闻董军攻使馆，内乱亟。救危之策，舍暂保南省，无别法。星使（即驻日公使李盛铎）劝帅亟密商江、皖、苏，各派亲信重员一二人集金陵，筹定乱、抚外、保江海诸策，稍存政府规模，俾各国知我尚未瓦解。倘办理得法，各国相认，冀可保全。”[2](p36)由此可见，在东南互保这一问题上，驻外公使们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刘、张等人的指示，而是表现出相当的主动性。

　　八国联军入侵的一个重要借口是救护使馆人员，因此，如何救出困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以便获得列强的谅解，便成为当时驻外公使们急于解决的又一个难题。7月5日，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派人会见李盛铎，要其转电李鸿章，电商袁世凯“率兵入都，救出各使”。[2](p37)当天，李盛铎将此事电达李鸿章和刘坤一、张之洞，以后又曾一再重提此事。7月9日，驻日商务监督钱恂亦致电张之洞说：“北事危迫，一旦兵临城下，其祸不堪设想。倘乘敌兵未集，能有重臣先定内乱，略更政局，以释众怼，可保两宫不惊，左右无事。此外要挟权利，尚易著手。公与合肥、新宁岩疆重镇，断难轻动。惟有电商袁抚专函密达荣相，劝荣自请督师退敌。若邀俞允，克日出都，佐以袁军，相机办理。联各帅密疏，一振朝权，乃商抚局。即办不到，而荣相离险，终胜坐困。此侥幸万一之策。”[2](p39)由于种种原因，派兵救使虽未付诸实施，但李盛铎和钱恂的建议却反映了当时驻外人员对于此事的态度以及东南督抚和荣禄的关系。

　　救使之外，又有所谓送使和密码通电问题。7月23日，盛宣怀通过罗丰禄转告各驻外公使，驻京各使“未损一人”，并询问“如送出使臣，能否停战”[1](p134)？25日，杨儒致电盛宣怀：“外部急欲各使与本国通电，别无所云。”[1](p134)27日，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各使，同意其与本国联系，但同时又指出：“现在京、津军务未定，所有在京各国人往来通电，自应改用明码，仍不得牵涉军事。”并将“其寄来洋文密电各件，请饬局转还，属令改用明码。”[1](p137)当袁世凯将总署照会电告各驻外公使后，杨儒等人非常不满。因为，如果要求外国驻京人员使用明码电报，中国驻外公使的来往电报也可能被迫使用明码，这对处理当时纷乱的局势非常不利。为此，杨儒、吕海寰、裕庚、李盛铎、罗丰禄、伍廷芳等，于8月1日联名致电袁世凯，请其代奏，“吁恳迅速派队，将各使馆人员暨眷属护送至津；或先令与本国通电，以示凭信而救时局”。[1](p137)由于驻外公使们的奏请，加之东南督抚的声援，8月2日清廷发布上谕：“即着荣禄预派妥实文武大员，带同得力兵队，俟该使臣定期何日出京，沿途护送，倘有匪徒窥伺，枪掠寻衅，即行剿击，不得稍有疏虞。”[3](p422)8月5日清廷再次发布上谕，“准各使与其本国往来密电”。[1](p140)至此，送使出京和密码通电问题均告解决。但送使出京因驻京外人担心中途有险“不肯遽行”而流产，密码通电则进一步推动了联军入侵北京的行动。驻外公使们企图通过送使出京和允许驻京外人密码通电而达到停战的计划至此完全落空。

　　惩处“肇祸诸臣”是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又一重大事件，驻外公使们在此问题上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21日，当李鸿章电告杨儒自己曾密劾端王、庄王和刚毅时，杨儒在复电中甚表赞同，认为“极是扼要之图”。[1](p153)但当李鸿章授意其“另劾误信邪匪招抚欺奏、致危宗社之”刚毅时，杨儒却以投鼠忌器为由婉拒。实质上是因为不了解清廷的真正意图。9月25日，清廷发布惩处纵拳“肇祸”诸臣上逾，将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革职；端王载漪撤差停俸，交宗人府严加议处；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书翘交都察院、吏部议处。30日，杨儒便在盛宣怀的授意下，以全体驻外公使的名义电奏朝廷，请求“皇太后、皇上上念祖宗缔造之艰，下孚中外臣民之望，搜索罪首，立于严惩”。[1](p157)驻外公使的此次弹劾行动，对后来清政府加重对“肇祸诸臣”惩处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与惩办“肇祸诸臣”有关的是所谓清廷“幸陕”问题。联军占领北京后，为了控制清政府，极力鼓动清廷回銮，并作为开始议和的条件之一。不料，清廷于1900年10月1日由太原起程前往西安。就慈禧之意，原为太原清苦，不便久留，而在列强看来，不啻是故意迁避拒和，因此，谋阻“幸陕”问题，一时竟成舆论中心。10月3日，盛宣怀通过罗丰禄授意各驻外公使，“谋奏阻幸陕”，希望“各就情势分奏”。[1](p187)5日，杨儒便电奏清廷，要求“速罢西迁，以息群疑而挽时局”[1](p159)。清廷虽未因杨儒的电奏而回銮，但由此可以看出驻外公使们对清廷“幸陕”一事的态度。

　　此外，驻外公使们还直接参与了李鸿章等人的议和活动。当时清廷致列强的国书和列强致清廷的国书，即由各驻外公使转达，清廷的许多决策亦以驻外公使的意见为依据。特别是杨儒，几乎成为李鸿章和维特的传话筒。和议开始后，杨儒还曾专门致电奕劻和李鸿章，提出四条建议，即：抵制广开门户；教士赔款宜有分别；此后教务，宜筹变通；议订条约，宜定年限。[1](p168-169)等等。

二　为祖国争辩

    义和团运动期间，各驻外公使除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外，还发表演讲，撰写文章，“不断努力来减少因北京各国使馆久无消息对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影响”。[4](p454-455)如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杨儒就曾应奥国弭兵社男爵苏德乃的请求，谈了自己对“此次衅端”的态度，并分析了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指出：“此次中国乱事，实因民教之不和。查教士来华，原欲劝人为善，其意甚佳。无如中国善良之辈，均不愿舍己从人，其不可强之奉西教，犹各国人民不可强之奉孔教也。大凡入教者，多系无赖莠民，皆恃教为护符，争讼攘夺，欺压平民，积怨成仇，匪伊朝夕，一旦愤发，不可遏抑。”[5](p244)杨儒的答复得到苏德乃的充分肯定，并被登诸报端，对欧洲各国了解事件的真相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并不是杨儒，而是伍廷芳。

　　义和团运动期间，伍廷芳先后在美国发表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呼吁公正对待》、《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孔子的学说》、《孔子与孟子》（注：上述文章和演讲见《伍廷芳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6-122页。以下凡引自述诸文者均不再注明。）等一系列文章和演讲，向美国介绍义和团运动的真相，介绍中国文化，极力为祖国争辩。

　　在上述文章和演讲中，他首先讨论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东西方关系中的误解是由于西方人看不到东方国家的优点而造成的。他承认，19世纪西方各国在科学、知识和财富方面发展迅速，但不能因此便认为东方国家是野蛮的或半开化的。他指出，作为东方国家主要典型的中国，曾经有过自己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他也承认中国的文明在时间的对比中不合时代需要了，但同时指出，那种认为中国是固定不变的看法是不对的。他还运用物理学方面的定律来说明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并指出，没有理由去期待中国会在长期建立起并占统治地位的惯例中会自动在一瞬间起步，几个世纪以来的惯性必须首先克服。他公开反对“全盘西化”，指出，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相遇是两种社会力量的会合，我们期待的不是一种力量完全被另一种力量融合，而是靠两种势力相结合达到推动社会前进的效果。

　　其次，他还探讨了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武装侵略。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多次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战争。由于中国几世纪来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不懂得使用现代毁灭性武器，所以在争斗中得到的只是不利的后果。当和约签订时，中国只得同意许多条款和条件，给予外国人特殊的权利并支付战争赔款。他反问说：“设想如果你处在中国人民的地位，在这种经历之后，你会不产生仇恨，还对如此对待你的人怀着友好的感情吗？”

　　第二，宗教侵略。他指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缔结的条约中，常有一条所谓“容许传教自由”。但这项自由是在“一声不幸的战争之后”迫使中国政府承认的。而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尽管大多数是“可敬的和高尚的”，但“他们的有些同事在极度热情地使中国人皈依他们的宗教时，行为是轻率的。”他运用换位思考的方式指出，假定中国派出儒学卫道士到外国去，公开宣布为取得改变人们的信仰为目的，让这些卫道士们居住在纽约、费城、旧金山和其他城市，并在那里建庙宇，举行公众集会和开办学校，并且一开始工作就猛烈抨击基督教义，指责当地所重视的风俗习惯，或者故意去嘲笑当时的风尚；那么很有可能他们将遭到石块、垃圾和臭鸡蛋的袭击。如果遇到这种场面，卫道士们便会发脾气，请求警察前来援助，向华盛顿的政府部门报案请求官方干预。我坚信卫道士们的这些行动是多么令美国人民不快，以致不得不结束他们的卓越事业。美国政府也必将颁布一条规定，公开宣称他们为令人厌恶的人。现在我们再听到中国发生反对传教士的骚乱也就不再觉得奇怪了。此外，他还对传教士包揽词讼等行为进行了揭露，并指出，“这就成了外国人在中国人中间不得人心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经济掠夺。他指出，作为世界商品市场，中国无可争辩地占据首位。中国对待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他们都真正享有最惠国待遇。但不幸的是人类天性永不知足，往往得寸进尺。现在轮到传教士来告诉我们：中国如果没有外国冒险家，就不会有涉外纠纷。他批评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取得财富的所谓文明人，并对文明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释，指出：一个文明国家应尊重别国的权利；同样，在社会上每个人有义务尊重他的邻居的权利。所谓文明，我的理解不是教人忽视他人的权利，也不赞成违反别人的意愿去攫取人家的钱财。在这19世纪行将结束的今天，如果对这样一个突出的对人基本权利的侵犯仍可以不受到惩罚，那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第四，对中国人的奴役和歧视。他指出，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不是经默许来到这个国家的，而是有一种权利来到并居住在那里。他们享有治外法权。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等人。当他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习俗和生活与自己业已习惯的不同时，不仅加以漠视，而且常以最无礼的方式对此发表意见，因此激起当地人的仇视。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行为也决不是堪称楷模的。中国商人和一般群众很少受到他们客气的对待。苦力、轿夫和仆人经常无故遭受外国人的拳打脚踏。这种不良行为常被谈论，而且极大地加剧了当地人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此外，近年来列强掀起的瓜分狂潮则大大加剧了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早已存在的怨恨情绪。

　　复次，呼吁公正对待。1900年夏天驻京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驻华使馆期间，许多西方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歪曲报道，伦敦《每日邮报》的一位记者甚至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便对北京使馆区外国人的“最后几小时”作了如下描写：“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到来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着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阵地上……至于夫人们，不消说，他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他们的丈夫的。他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6](p171-172)当这篇杜撰的“报道”于7月16日刊出后，立刻在西方引起极大恐慌。次日伦敦《泰晤士报》即以《可怖的事实》、《在西方经历中无与伦比的暴行》为题，发表了关于北京外国团体遭到大屠杀的报道，该报社论中还发出“西方世界复仇的正义呼声”，呼吁“替他们报仇”。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天，即8月17日，伍廷芳在美国发表了《呼吁公正对待》一文。针对当时西方媒体的煽动，他指出：大量的残杀故事是根据不足信的材料编造的。“不幸的是，世界处于溺水者想抓住稻草的那种境地，人家都在惊恐与焦虑中等待着北京被困者的消息。每个人都认为，公使馆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持不了几星期，准备听到最坏的情况。”所以对上述报道便信以为真。他对西方各国对中国人的保证充耳不闻表示了极度的不满，指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流行的看法似乎是，中国人上上下下都不会说真话。我不否认在中国有时会遇到不顾事实真相的人；但这种缺乏道德的情况并非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家所持有……中国人对这种普遍的特性并无专有权。”他要求那些捏造谎言的人出来公开道歉，“这样做就会部分地挽回他们所造成的损害。因为如果他们成功地让美国和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失去了自制，就会使整个中华民族遭受十足的不公正，严重的后果可能就因他们考虑不周和鲁莽的意见而发生。”最后他警告说：“现在中国正经历着它历史上重大的危机。乱世易于产生狂热的感情。中国只希望得到别国公平和公正的对待。报纸上流传的有关最近中国各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报道，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害，因为这些报道使已很严重的局势变得更加难于收拾，在这报刊上充满危言耸听的文章的时候，人们在探究事实时特别应当慎重，而且要慢些做出结论……东方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和西方的完全不同，同样的原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在燃烧的建筑物上浇水，可以灭火，向一罐硫酸浇水，则可产生大量的热，以致引起*。”

　　最后，对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进行分析对比。在分析中西方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不受欢迎的原因时，伍廷芳就曾将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作了对比。1900年12月，他应纽约道德文化社之邀，在卡奈基厅作了《孔子的学说》的演讲，再次对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作了比较系统的对比分析。《圣经》上曾说：“不要与恶性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对此，伍廷芳指出，这种极端化的教谕只适应于这样一种世道：违反教谕的人将比遵守的人更受尊敬。他认为在这方面孔子的学说更符合理性：“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这才是与人为善所需要的。《圣经》上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对此，伍廷芳说，他承认这是高尚而宽阔的情怀，但同时认为，这个世界的人将永远达不到那样的境界。“而信奉基督教的人们，或者说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正远远背离这些准则……就在这个时刻，一些传教士正在叫嚣血腥报复，基督教的军队正在破坏田园、焚烧城镇、村庄、家庭，不分年龄性别、不加区别地疯狂杀戮。抢走他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他反问那些听讲的美国人：“你是否能爱那些杀了你的父母、毁坏你家园的人呢？”他指出，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对人就没有那么苛求。“怨”就应该受到“直”的回报。言外之意，对基督徒的侵略，就应该予以坚决反抗。

　　他也承认，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儒家学说是相通的。如《圣经》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人论断。”孔子也曾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认为二者大意相似；又如《圣经》上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孔子则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认为，这些话的意义完全相同。

　　在对儒家学说和基督教教义进行比较后，伍廷芳指出：在世界范围内，耶稣和孔子指点给人们的方向是相同的，实践的途径也是一致的。好的基督徒是好人，好的儒士也是好人。

　　在演讲中，他还就儒学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探讨，并指出，儒学是一种和平的宗教，“这种学说的传播不是武力征服或侵略宣传的结果，它从不靠刀剑，也不靠教徒去争取信徒……儒学祈助于人类的同情心、共同利益、崇高抱负。它的威望的建立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人们心悦诚服地皈依”。言外之意，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因为它有一种和平的宗教。这对当时西方某些媒体抵毁中国人民的报道，无疑是最有力的驳斥。

　　伍廷芳的演讲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引起一些传教士的不满。他们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此次演说提出批评。为此，1901年1月27日，伍廷芳在费城伦理学会上再次作了名为《孔子与孟子》的演讲，除介绍孔、孟的生平和学说外，还对上述指责进行了答复，他特别指出：“如果某样东西确实很好，那它就经得起批评，就像烈火见真金，越锤炼越明亮一样。所以，对世界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令人崇敬的基督教根本没有必要害怕批评，更没有必要害怕友好的比较。孔子的学说是宽恕。在它的发展史上，没有那一个异教徒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过，也没有发生过以它的名义发动的圣战。……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善良的东西，也有许多善良的宗教。所有的善不可能只存在于某一种信仰或某一种宗教中。”伍廷芳无时无刻不在弘扬儒家学说，抨击基督教义。
                     
                      三　驻外公使与交收东三省谈判

　　
    在交收东三省谈判过程中，驻俄公使杨儒的贡献是学术界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清廷亲俄政策的影响，加之俄国政府的欺骗，杨儒在整个义和团运动期间对俄国始终心存幻想，特别是在收回东三省问题上，最终拒签中俄协定，亦非出于自愿。同时也有必要指出，其他驻外公使在交收东三省谈判过程中亦曾发挥过重要影响，特别是驻日公使李盛铎，反对签约的态度尤为坚决，并直接影响到清廷的决策。

　　或许是因为常驻俄国的关系，义和团运动期间杨儒对俄国政府始终心存幻想。如 1900年6月21日李鸿章令其探听各国是否把大沽之战作为“开衅”时，杨儒在回电中一方面肯定“其不作为开衅可知”[1](p123)，同时强调“刻下已成联俄之局”[1](p124)。后来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他重申了这一点：“查乱事初起，英、法等国，均以调兵需时，请俄保护在华人民，俄集兵既便，且受各国之托，已成东方领袖。沽役俄伤人较多，倘俄易就范，他国便有迎刃之势，刻下已成联俄之局，舍此恐无良策。”[1](p126)杨儒的上述看法，直接影响到清廷对外谈判方针的确定。如8月13日清廷就曾发布上谕：“李鸿章电悉，据杨儒原电所称，似俄亦有停战之意，自可先从俄国办起。”[1](p144)因此，义和团运动期间清政府之所以执行亲俄政策，固然与慈禧和李鸿章的对俄态度有关，但与杨儒的对俄看法亦不能说毫无干系。

　　1900年6月东北地区的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开始袭击中东铁路时，杨儒曾极力主张坚决镇压，保护中东铁路。他曾多次致电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长顺和黑龙江将军寿山，同时请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致电增祺和长顺，请保护中东铁路。他甚至把俄国出兵中国东北完全归因于清朝地方官员不能保护中东铁路。在9月6日致伊犁将军长庚的电报中，他就一再指出：“此次中外衅端，实缘不自靖乱……东三省先愿保护铁路，俄允不进一兵，嗣因奉、江两省自认无力弹压，俄始派兵保路，不与兵民为难，乃江省越界寻仇为先发之计，卒至省城被占，失地甚多，后悔无及。”“儒深知俄东省进兵，初非得已，其不欲再开边衅，确系实情。”他还极力反对伊犁军民筹备战守，一再告诫长庚“顾全大局”，“务乞通筹，勿令生疑，勿先肇衅，致蹈东省覆辙”[1](p183)。9月13日，李鸿章在电报中提及俄国是否占据东三省时，杨儒又一再表示：“据地一节可请放心，儒与俄君臣诚信相孚，彼已一再声明不据东省寸土。又八月十二日俄宣告各国，亦云一俟地方平安，铁路无警，若他国并无牵掣，俄即撤东省之兵。英、德疑忌，固在意中，然我若不使俄为难，儒决其必不违诺。”[1](p152)

　　直到10月7日俄、德公使因不满清廷惩办“肇祸诸臣”的上谕而拒绝赴京谈判滞留天津时，杨儒才对俄国流露出不满情绪，说：“现我一切遵办，而俄、德作梗甚于英、美，情殊可恨。”[1](p159)不过，10月底赴黑海与俄国政府谈判期间，杨儒仍对俄国政府抱有好感，他在10月25日致盛宣怀的电报中就说：“现俄君臣游此，儒来就商，与筹交还东省，事机尚顺。”[1](p191)正是由于杨儒的亲俄倾向，俄国政府才要求清政府授予其全权大巨资格，在彼得堡谈判交收东三省事宜。

　　1901年1月8日杨儒在与维特进行第二次谈判时，证实确有《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0日，他将章程内容电达奕劻和李鸿章，并指出：“此事果确，流弊无穷。倘彼挟此成见，东省不失而失。”[1](p66)以后在与俄国政府代表谈判时，杨儒的确坚持了原则，最终迫使俄国政府同意将《暂且章程》“姑且作罢”[1](p28)。但在中俄协定十一条的签字问题上，杨儒却不再那么坚决。1月17日，当维特在谈判过程中口头提出中俄协定十三条后,杨儒当即予以揭露，说俄国是“因利乘便，以力制人”。[1](p11)但当俄方同意商改各条后，特别是于3月12日以最后通牒方式限其15日内画押后，杨儒便只有乞求、推诿而没有抗争，或者说已经接受了俄方的条件，只是朝廷没有明确表态，不便明说而已。他在3月14日致奕劻和李鸿章的电报中就说：“现约款既经商改，若必待各国排解，恐俄未必再让，转多一异日之酬劳，不可不虑。”[1](p84)当刘坤一致电劝其“婉拒到底”时，杨儒更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说：“查外部初次约稿，允则各国争索利权，不分而分；不允则失地数省，效尤踵至，仍归于分。各国声言互商，迄无办法……凡初稿中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自治之权废除，蒙古、新疆矿路等节全行删去，满洲内地许我练兵，禁*照公约，照成议，造向京一路，改去‘向京’二字，且声明因我背约允他国造山海关路以此酬报，此后将军肇事改革职为调离，内地巡捕兵与商数目加地方未靖以前一句，此兵不用他国人改只用中国人，铁路赔款加照公约赔款意旨。电旨共驳七条，计允其五，儒另驳数条，亦皆照允。论驳款情节，允者较重而未允者较轻……俄此举无论其果感于国书与儒之苦口或稍稍顾忌各国，已隐为拒各国地步。夫各国效尤，无非欲势力均匀，与其决裂而失东省，终成分局，何若小失权利，即效尤尚不致大损。故未改之前决不可允，因失利太大与失地同；既改之后情形稍变，因失利较小，终胜失地。若不允而失地，各国肯助我敌俄乎？直踵俄以分我耳！若谓俄肯拱手让地，决无其事。”[1](p85-86)后来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杨儒重申了上述看法。只是由于反对声浪太大，加之军机处亦无定见，甚至推御责任，杨儒最终才未在约款上签字。

　　在交收东三省问题上，其他驻外公使亦曾参与其中。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驻日公使李盛铎。早在1900年8月13日，李盛铎即曾致电盛宣怀，指出：“蜚英馆呈密电本：东三省不保，则各国从前指定不割让之地均须用兵据守，瓜分之局遂成。英派兵至沪，正因俄攻东三省之故。欲免瓜分，欲保东南，必以拒俄为要著。连日各党暨同文会员均来言：华如决计战俄，则英、日当筹军械遣士官相助。铎告以如政府明言，即当据以上达，否则不便。顷佐佐木友房来言：俄与各国联军约救使，而别以兵夺地，为各国所大恨。中若移京津大军赴奉，可得英、日、美之助，德未可知，法当中立。铎谓：须停战，乃有办法。佐谓：各使未出，恐难止兵。但联军入京，中国退守，其祸尚轻。若俄据奉，则各国同时分裂，事不可问，轻重悬殊。且联军至京后，合纵必解。此时惟请廷议主持战俄，将俄人无理宣布中外，明旨决战，必为各国所许，款亦易成。一面仍商停战，略有眉目，移军北向，保全实多。并自任当纠合议员与政府力言，政府不能不允等语。窃思今日危局，正由寡助。我不战俄，未必得俄助。我战俄，尚可得二、三国之助。我不拒俄，英、日亦必拒俄。我不宣战，俄亦断不罢战。且北边失，则东南难保，所关尤重。”[2](p46-47)14日，李盛铎再次致电盛宣怀，指出：“惟有西巡以存国体，保使以全人民，战俄以保土地。”[2](p47)19日，李盛铎致电张之洞，指出：“保全、分割，各国之谋未定。若俄全据东三省，则势不得不分。救急之策，惟以战俄保东省为要著，且可得英、日、美之助，藉以图存。可否从速会禀，请拒俄，明旨决战，并饬北援之军直趋奉、吉。英、日喜有同志，合纵当立解，款或易定，此邦举国意见皆同。”[2](p49)

　　1901年3月初，清政府曾就签定中俄协定一事命罗丰禄、李盛铎、伍廷芳、吕海寰分别向英、日、美、德等国征求意见。 23日，李盛铎在通过盛宣怀转行在军机处的电文中不仅通报了日本政府的态度，而且指出：“据外部迭次所言，旁参中外舆论，画押之害极重，不画押之害究轻。伏望坚持，以保大局。”[2](p60)同日，他在致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中也指出：“综观数事，画押害重，不画押害轻。惟有听俄撤约以保全局，此外似无他策。”[2](p60)24日，李盛铎又专门致电杨儒，“务请勿画押，以保大局”[2](p61)。可以说，刘坤一、张之洞和盛宣怀等人乃至军机处最后之所以能够反对画押，固然与日、英等国的态度有关，但与李盛铎的态度和运动也密不可分。当然，李盛铎的态度和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利益，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四　驻外公使与清末新政的发端

对于清末新政，学术界已有较多论述，但对驻外公使与此次改革的关系却鲜有涉及。事实上，清末新政从发端到展开，都与当时的驻外公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00年9月14日，即清廷宣布变法3个月前，驻日公使李盛铎就在致张之洞的电报中指出：“屡晤外部，皆言傅相奉旨在洋兵入城之前，现须另降一议和之旨，并派庆邸、公与荣相、岘帅会办。旨内须有引过词意，当可开议。并未有回銮方开议之说。如何引过？却未明言。以意度之，但言明臣工有蒙蔽袒匪之人，迟疑不剿，致猖撅招衅即可。俄德言严办主谋，亦指大臣。若仅黜遣，恐不足谢各国。第懿亲不加刑，亦各国通例。此外，款虽未详，大约偿兵费、改新政及都城酌驻兵等款势所必有。……以上各节，或外部面谈，或密探彼意。”[2](p54-55)21日，李盛铎正式向刘、张二人转达了日本政府的意思，即“中国须将旧政府大臣更换，另选大臣，立一新政府，各国方能议和”。[2](p56)10月1日，李盛铎再次致电张之洞，一方面通报日本政坛变动情况，同时指出：“然有此大转机，总当较易。但内政外交相表里，如能请降懿旨，采用西政西律：诏求通达中外人材，以待破格录用；酌改学校教育章程，人心内靖，则强敌外屈，为益尤大。”[2](p57)稍后，他在致行在军机处的电奏中更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说：“五洲为一大战国，不能闭关自守，势难全用旧法。西人因我*不同，非笑厌薄，召侮之由。拟请明降谕旨，采用泰西*，饬各督抚条奏，以备施行。诏举通达中外时势人才，不论下僚、布衣、废员，均许保荐，以待破格录用。宣谕中外臣民，勿存满汉新旧之见，但能心存爱国，才足匡时，均可备朝廷任使，宜去畛域，共挽时艰，人心团结，外侮自却。”他还指出：“借才异地，古人所称。日本聘用西人为顾问，官多至数十，有议事权，无行政权，并无流弊。拟请先就美国聘用官数人，曰外部、曰警部、曰学部，为讨论交涉、保甲、学校之用，以待次第举行。此节不独联美，且示无排斥外人之意，彼族自当感动。”[7](p778-779)这是清廷宣布变法之前驻外公使提出的最完整的变法主张。

　　1901年1月29日，清廷正式发布变法上谕。2月9日，盛宣怀将清廷变法谕旨（即蒸旨）摘录电达吕海寰、裕庚、罗丰禄、伍廷芳等人，随后又寄送了谕旨全文。6月26日，行在政务处经盛宣怀转电裕庚和业已赴德就医的杨儒，指出：“本处更定政要，择善而从。查西洋各国，变通*，日异月新，允宜采资考镜，应请贵大臣将该国现在*、学校、财政、军政、商务、工艺诸大政章程条例，分别择要译录，迅速咨送本处，以备采择。”[1](p199)7月29日，杨儒上奏《变法条议》（注：书中所载上奏时间有误，应为1901年7月26日，以下凡引自本文者不再注明。）[1](p205-217)。在该条议中，他提出了固封圉、求贤才、裕财用、整内治、重使务、集众长六项变法主张。

　　所谓固封圉，主要包括：（一）建陪都。鉴于京师已在外人掌握之中，应在荆襄地区设置陪都，以备不虞。（二）设江防。即在长江下游江流狭处，两岸设置重炮，节节严防，辅以快船鱼雷，以护卫新都。（三）练陆军。各省分练精兵，并派遣武备学堂诸生学有成效者赴德、日等国，入其教习出身之学堂肄业。（四）满蒙特简重臣。鉴于西伯利亚铁路克日告成，陆路通商，强邻逼处，满蒙情形将从此一变，所以应派夙有重望、熟悉交涉之明干大员为满蒙陆路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及商务治税治军等事。（五）陇桂添练劲旅。甘肃回匪孔多，广西寇盗充斥，加之俄人里海铁路已通新疆，法人越南铁路已达龙州，旦夕路成，恐彼伺隙蹈暇。陇桂如能添练劲旅，既可搜罗亡命，又可备新疆之急，辅云南之防。（六）卫藏早筹办法。俄逼新疆甘肃，英踞印度缅甸，均有窥伺卫藏之意。达赖喇嘛近常遣人私聘于俄，英则屡遣人入藏探路，两国用意可知。与其吞并成为事实再与其理论，何如乘其未发先事预防，或改全境为行省，或造铁路通滇蜀，或与英俄订约准其辟道通商。

　　所谓求贤才包括养之有道和取之有方。养之有道包括：（一）聘请西国名宿教导亲藩宗室宜讲求时务、通习政事。凡学有进益者，由皇上亲加考试出洋游学，以备他日之用。（二）凡民间自办学堂，如中西教习果系通才，学规课程果具条理，学生在百名外者，应准地方大吏上闻，其总理学堂之人，或赏授虚衔，或传旨嘉奖。各生学期届满，准呈送学政衙门，扃试中西学业，择优录取，作为生员，但取成材，不拘额数。（三）凡中华子弟曾在外洋大书院学成，领有凭照者，准其就近投各出使大臣，呈验凭照，面试所学，分别等级，随时奏请钦赐贡生、举人、进士名目，作为正途出身。（四）变通科举考试制度，但取明通，不尚词藻；另设实学之科，凡通晓各国语言文学、史学舆地、公法武备、算学格致、天文地理、制造驾驶等学，准其分门投考。

　　取之有方包括：（一）重选举。选举之法：一政绩，二幕府，三上书。如有著作等身，名满天下者，亦准督抚访求荐举。（二）借才异国。此后除聘用洋员、洋匠、洋教习外，内自军机处、总理衙门及各部大臣，外自督抚将军以及监司大员，均准其访聘外国通才，延为幕客，有事可备询谋，收集思广益之效，无事相与谈论，为周咨博访之资，不但赞益公事，且可借习外情化其成见。（三）取用老成。即于休废之中，择瑕不掩瑜、才堪大用者，录而用之。

　　所谓裕财用主要包括：（一）出产。即将各项物产博采西法，逐事讲求，聘专门之家，成专门之业。（二）造货。不仅轮船枪炮宜逐渐精求，弗恃外购，即民间日用所需亦应仿造，工值既轻，运资又省，非但抵制洋货，亦可养工养商利。（三）学艺。先创工艺学堂，聘西匠以传其术，再遣工艺游学，分专门以尽其长。同时讲求机器之学。倘许以虚衔，或允以专利，天下之大，必有起而应者。（四）劝商。即订商务之律，设商务之局，遍询商家之疾苦不便，而善谋补救，博访商务之盈虚利弊，而力为主持。陈内地之产纵洋人观览，而谋所以畅销；购外洋之物资华人揣摩，而谋所以学制。海外富商派之为领事，可免病商。招商轮船推广至外洋以资运货，庶商利渐为我夺，商务不让人先。（五）保权。亦即保本有之权，并“改订律法，重定约章”，援日本成例，收回治外法权。（六）折漕。令各省将折漕之银与应发水脚一并解部，官俸兵粮折银发给，复招商运东南之米以实京师，免其纳税。（七）禁烟。由朝廷饬令出使英国大臣与英国政府协商，敦请其赞成中国禁烟，然后钦派专员赴印度与英总督妥筹办法，再赴英商订禁烟条约，逐年减少鸦片进口数量。同时详立禁种禁食章程，特简大员会同总税务司设局办理。务期于五十年内完全禁绝。

　　所谓整内治包括：（一）专职司。各部大臣应擢自司员，各曹政事应责成长吏。延长京外大员的任期，开去部臣的兼职，假以事权，专其责成，去其牵掣，凡各部各省一切改弦更张之政，兴利除弊之图，期以三年粗具规模，七年大著成效，严泄沓苟且之罚，收群策群力之功。（二）删则例。各部则例宗旨，本以杜弊，而适便吏胥之弊，本以防欺，而转导仕宦之欺。刑律亦然。应饬下部臣分别删改，一归简明，限以字数，每部则例不得过若干卷，以后非新例不准援，无例可援，则随时请旨酌夺办理，庶内外无不习例之官，不致假手胥吏，而后胥吏可裁，弊端可绝，办事可速。（三）除积弊。为防止官员胥吏舞奸遂巧，应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公开财务。（四）筹荒政。即在秦、晋、齐、豫等省预造铁路，与他省肥饶之地四通八达，气脉一贯，以便丰年商贾往来，歉岁转输便捷。移民之法，宜于丰稔之区，略兴工筑，如开河造路之类，以工代赈，一举两得。（五）驭教民。即特简大员至各国专商教务，明订条约以示慎重。应商之事，大致不出《辛丑条约》谈判开始后杨儒给奕劻、李鸿章电报中提出的四条建议的范围。

　　所谓重使务主要包括：（一）储才。即招聪颖子弟，于中西文字均已通晓、年在20内外者，作为学办交涉人员，在总署中专习各国公法条约洋文原书，及各国交涉成案，若干年后或补章京或先随使，内则由章京而总办，由总办而堂官，外则由随员而参赞，由参赞而公使，节次擢升。总署出使人员均作实缺，只准内外升调，而终身不出此一途，历练愈深办事愈熟，庶几章京参随无不习西文而通外务，堂官公使均能联与国而辑邦交。（二）修订出使章程。取英法德俄日本诸国出使章程，翻译全部，去其重复，并将历年内外诸臣所上出使条陈，一并饬下总理衙门核议，博采兼收，删繁就简，化除积习，修订新章。（三）汇刻中西文成案。中国与外国定约互换中西文约稿各一分，遇有辩论每以西文为准，以后各使馆及其衙门与外人办事往来文件，咨呈总署均应配送洋文。总理衙门每年岁终将本衙门及各使馆所办紧要公犊，中西文并列汇编档案，并将旧案一律补刊，发给本衙门办事人员及各使馆各督抚衙门，以备参考。（四）遣武随员。中国武备学堂及游学各肄业生中，如有品学兼优之人，应派赴各使馆充武随员，于外洋水陆兵备，既可参考讲求，与彼中武员及他国武随员亦资观摩联络。

　　所谓集众长主要包括读外国之书，但又不能驱通国之人皆习西文，更不能强中年以上尽弃其学，所以只有多译书。译书包括官译、私译、译日本书和译报四项内容。

　　杨儒此折在当时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全，之所以要介绍其内容是因为，这是驻外公使当时提出的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完整的变法主张；更重要的是，虽如杨儒自己所言，“非敢谓治理仅此数端，亦非敢谓所言尽属可采”，但其中的大部分主张，如编练陆军、鼓励民间办学，变通科举、仿造洋货、严禁鸦片、改订法律等后来在新政实施过程中均得以实现。一些主张如早筹卫藏、重订约章以保自主之权等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仍具有积极意义。换一句话说，在清末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驻外公使亦曾做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

五　结束语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想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1.义和团运动期间，由于复杂的国际形势，驻外公使们作为清政府的驻外代表，除了向驻在国转达清政府的旨意，向国内传达驻在国政府的意见外，还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直接影响到清政府的决策。在这一方面，以驻俄公使杨儒和驻日公使李盛铎最为突出。

　　2.作为统治阶级中具有近代世界观念和掌握近代国际法知识的新型知识群体，他们主张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曾对清政府的宣战上谕抗旨不遵，对载漪等“肇祸诸臣”主张严惩不贷，对八国联军的入侵则一味乞和；但他们远不是卖国者，他们也曾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作过抗争，特别是驻美公使伍廷芳，其宣传活动对美国社会各界了解事件的真相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当时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3.作为洋务运动的产物，驻外公使们与洋务派大员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关系非同一般，或者说是东南督抚思想主张的忠实执行者。其中李盛铎与刘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并曾直接影响到刘、张二人对中俄协定的态度；其他人则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特别是驻俄公使杨儒，几乎是李鸿章亲俄政策的执行者。直到了解俄国对东三省的真实意图后，其态度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4.由于所处环境的关系，各驻外公使的思想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驻在国的利益。而列强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他们身上也有所体现。正因如此，杨儒患病后，清政府调驻英公使罗丰禄任驻俄公使，却遭到俄国外交部的拒绝，理由是“虑其暱英”。[1](p172)后虽经杨儒再三婉商，亦未得到俄国外交部的同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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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M]．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