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有着特定的历史内容，起着特定的历史作用。

一

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使独立的中国向着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演变，日益激化着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另方面又使封建的中国向着半封建社会演变，产生了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矛盾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840年开始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以《江宁条约》为开端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是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第一步，与此步同行的是以广东三元里“平英团”为代表的武装反抗英国侵略暴行的斗争。而1851年继之而起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不再是简单地反映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而是反映了由于外国的侵入迅速激化了封建主义与城乡人民群众的矛盾，表示了对中国社会向半殖民地演变的直接反抗。

　　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结局，在*上产生的严重后果：一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二是外国传教士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的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有些传教士是列强欲以“张国威”，“广土地”的工具[1]（P7）。他们积极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并大量发展教徒，“借党徒以凌士庶”。更为甚者，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插手官府，包揽词讼，私立公堂，非法审讯中国人民。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官民的尊严。正是人们不甘心日趋加深的半殖民地处境，从60年代起掀起了以平民为主体，并有官绅介入的广泛、普遍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量主权，其中与经济特别有关的是关税自主权、海关行政管理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等。资本主义列强以上特权的获取和金融、航运等强有力的经济侵略机构的建立，通商口岸的增开，外国商品输入的激增，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中国的自然经济首先在沿海、沿江及其附近地区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解体。因之，从70年代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相呼应的是要求发展近代工业，以挽回利权为内容的早期维新思想。有些人呼吁中国应速办近代工业，“凡中国所需于外国者，即可自行制造，外国所需于中国者，并可自行贩运，收回利权，扩我远图”。他们提出：不仅要用机器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进行抵制，还必须发展近代航运业进行抵制的主张[2]（P24）。早期维新思想家，就是主张“变法御侮”的思想派别。

　　就中日甲午战前论，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和由此产生的*、经济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反抗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变法御侮”主张。中日甲午战争和由此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一是世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带有明显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如同维新志士梁启超说的：“列国所以亡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租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3]（P46）。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强租海港和划分势力范围等带有明显领土占有的瓜分狂潮，竟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并且“自马关立约，各国洋商均可制造土贷，为历来条约所不载”[4]（P3850）。致使“洋商在中国设厂造货，人工运费种种省便，利益甚优”[4]（P4051）。自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以往的商品输出为主，代之以资本输出为主。

　　二是甲午战争，使得清王朝的“国丑全露”，致使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荩臣志士，益慨然于强弱利钝之故。欲尽取欧洲之新法，变易华夏之旧习”[4]（P3877）。为此，光绪帝颁布了“蠲除积习，力行实政”，“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谕令，并由总理衙门奏准于1898年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承认民族工业的合法地位。因此，中国商民一方面“知外人得来内地设厂造货，莫不感慨奋发”，主张实业救国，要求自办铁路，开采矿山，设立工厂，以抵制“洋商洋厂”；另方面“又深悉朝廷恤商轻税之章，其意集股图先者颇不乏人”[4]（P3949）。因之，甲午战后三、四年间出现了兴办工矿企业的浪潮，中国民族工业进入初步发展阶段。

　　三是“自中东战后，忧时之士，知外患之频仍，由于内治之不整，于是*改革之思潮流行于内外”[5]（P611）。 就是在这一思潮的激荡下，在士大夫阵营中，涌现出一股倾向维新同情变法，颇具影响的*势力。随着中国瓜分危机的加深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首先登上了*舞台。康有为把早期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发展成变法维新的*运动；孙中山也开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活动。就当时说，不论“维新”还是“革命”派，查其重要成员的出身，绝大多数都生长在被迫开放较早，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他们在西学东渐中较早接受了西方社会的*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具有近代意识，反映着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经济的要求。

　　然而，中国是一个土地广阔的农业大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基础。近代中国社会演变到19世纪末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还仅限于中国东部沿海和沿江地区。而中国内地特别是北方广大内地农村的自然经济，虽然遭到了外国侵略势力的冲击，但自然经济结构的基础地位并未动摇。处于自然经济结构中的乡民，面对“瓜分之祸，悬于眉睫，家乡故土，已属他人”的严峻形势下，长期的反洋教侵略的斗争与反帝斗争由此汇合成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总之，义和团运动所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的特定历史现象，既表现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也表现兴起和活动地域的特定社会环境。

二

义和团运动同甲午战后兴起的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不同，这不是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经济的反映，而是倡始于自然经济比较牢固的鲁西地区。此类地区的突出特点，就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封建文化，教会势力比较集中，各种宗教和民间秘密结社长期存在。民情悍塞，“以善导之，固易于兴起，以邪诱之，亦易于鼓簧”[6]（P150）。 由此制约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内容，不是“变法图强”，而是“扶清灭洋”。

　　一、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是旧式农民对甲午之后中国现实的认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和战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激化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割地、赔款。继之，德国强占胶州湾，英国强占威海卫、九龙，俄国强占旅顺、大连，法国强占广州湾，瓜分危机，迫在眉睫。此外，帝国主义还在中国攫取矿产，争修铁路，沿途圈占民田，拆毁房屋，设站驻兵，枪杀百姓。加之中外轮船的畅通，邮电的通达，更有利于洋货深入中国内地，造成了千百万人“尽失其业，无以谋生”。甲午而后，“各省教堂，多于往昔”，并且“自洋势日张，教堂肆虐”，致使人民不堪其苦，“久已痛深骨髓”。而清朝官吏“一味庇教而抑民”，良民受害，“控诉无门”，又“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忿，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 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 7] （P100）。

　　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灾难，广大乡民以身受其苦的直接感受，认为一切苦难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造成的。他们从感性认识出发，把对“洋人”、“洋教”、“洋货”笼而统之谓“灭洋”。因此，他们“最恨和约，祸国殃民”。直接提出，“天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可以避枪炮。”[8]他们散布传单，“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这些既说明了“灭洋”的社会原因，也反映了“灭洋”所带有的阶级特征。

　　“强邻肆虐”激起了乡民反帝情绪的高涨；“中国怯弱”，引起了乡民对清王朝现状的不满。但是由于农民的局限性，认不清招致洋人横行中国，肆虐人民的根源是清王朝封建统治者的专制、腐败和对外投降。他们痛恨“羽翼洋人”、“肆虐同群”的赃官“竟把清朝弄坏”，他们认为兴起义和团“可喜天子不受害，官败民不败，自带口粮来，除国之大害”[9]（P188）。上述认识表明， 在封建社会“国家”观念的影响和皇权主义束缚下的农民，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身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下，会很自然地产生要“扶保大清”，“保国安民”的思想和要求，从而把“扶清”与“灭洋”联系起来。于是“拳匪之变，起于光绪庚子，树‘扶清灭洋’之帜号召群众，不数月而弥漫全国”[7]（P97）。

　　二、义和团的“扶清”是以“灭洋”为前提，“扶清灭洋”的主旨是“灭洋”。义和团的“灭洋”，表达了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实际，体现了当时中国劳动人民在民族危亡之秋“救亡”、“求生”的迫切愿望。同情义和团的清朝官员在奏议中就指出：“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形，人民愤激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愚父老莫不怆然泣下，是以拳民倡义，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所到之处，人多赢粮景从，父兄莫可拴束，妻子不能阻挽，独悻悻以杀敌致果为心”[10]（P178）。因之，义和团狂飙乍起，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转眼之间就席卷华北，毫不逊于当年太平军进军东南的气势。

　　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斗争中，并没有背离了“灭洋”去真正扶过清朝。相反为了争取“灭洋”的权力同清政府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只有当清朝统治者采取顺民心而用，打出向各国列强“宣战”的幌子，在地方像毓贤那样，一度承认或默许“扶清灭洋”为合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义和团才“均称情愿报效朝廷，义形于色”[10]（P158）。或“树‘毓字’黄旗”[11]（P13），或有些进入北京的义和团， “也先至庄亲王府挂号、报到，何时战防，听候转牌调遣”[12]（P18）。 还有些树“奉旨义和团”的[9]（P151）。 上述史实说明义和团在反帝斗争高潮面前，看不出敌人策略改变的险恶用心，并不表明义和团背离了“灭洋”这一主旨。

　　三、近代中国的社会演变进入19世纪末年，造成的中国*、经济的极端不平衡，不仅制约了义和团兴起的地域，也制约着这一运动的方式和结局。“扶清灭洋”主要反映了农民革命性的一面，但也反映了落后保守的一面。“扶清”表现了对清朝政府的本质认识不清，实际上是反洋教侵略斗争中早已流传的反对洋人“欺主谋国”的思想延续。“灭洋”虽触及了时代救亡的主题，但对洋人、洋教和外来事务的统统排斥，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这是因为处于同新的资产阶级的*学说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绝缘”壮态下的农民，面对帝国主义新的敌人，提不出科学斗争策略方针，只能采用当地流行的民间武术团体和多种宗教迷信的结合。前者成为斗争的组织形式；后者成为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一斗争方式，给运动带来的是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其借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13]（P234）。因而“仇教、恨敌”的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 13] （P192）。成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迅速兴起并勇于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当近代新式武器的真枪实弹戳穿了神灵的附体、刀枪不入的迷茫的幻觉后，这场运动便迅速败下阵来，于是要“扫清灭洋”。

　　可见“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的“扶清灭洋”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农民反帝斗争的巨大力量；另方面又表现了斗争方式的落后性。这种反帝斗争的正义性和斗争方式的落后性，表明“愚夫孺子爱国不知其术”[7]（P98）。正是甲午而后特定的社会和地域环境，孕育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内容。

三

义和团运动，因起落于“维新”与“革命”之间，由此规定了义和团运动的特定历史作用，就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

　　否认义和团运动论者的根据，主要集中在“扶清灭洋”和“笼统排外”两个方面，并且直接涉及到义和团运动的结局。他们认为：一、中国的贫弱，首要的原因不是列强的侵略，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最反动势力，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政府。而义和团“扶清灭洋”既不主张改变生产关系，也不推翻清王朝，这就违背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二、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把斗争扩大到对一切外洋事务加以排斥，这种笼统的排外，“是历史的一种惰性力量”；三、义和团被镇压，“扶清灭洋”化为泡影，“大清”没有扶起，洋人更加猖獗。

　　其实，在近代中国，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最反动势力不只是代表封建势力的清政府，首先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因为近代中国向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不是原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规律发展的结果，而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独立的斗争，始终是近代中国人民谋求进步的首要课题。而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正是体现了近代中国的这一首要课题，成了近代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的巨大对抗力量，迫使帝国主义认识到要瓜分“地土广阔、民气坚劲”，“尚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容易的，而不得不采取“继续扶持清政府”[14]（P145），“以华人治华地”的政策[15]（P249）。

　　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本质上是对列强侵略的反抗。正如时人记载说：“中国受外国欺凌，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捍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如父母受强邻之辱，人子无能役，而忽来山狗野兽将辱我父母者咬死，为人子者能不感之，旁观者亦乐称道之，岂能从其非类而深究之乎？其心向之，亦犹是耳”[16]（P404）。至于斗争方式的落后，会使继起的爱国志士受到了必要的历史启示。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事后就说：“从那次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够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17]（P723）。

　　义和团运动的结局是悲惨的，但它终于把清政府成了“洋人朝廷”的真面目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这就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从此，农民丢掉了“扶清”反帝的幻想，改“扶清灭洋”为“扫清灭洋”。“扫清灭洋”的内容，主要是“抗洋捐”、“反赔款”，由此引发而起的全国接踵联翩的抗暴风潮，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上高涨的社会基础。

　　再是，自“庚子义和团起义，人民对满清咸抱绝望，即康梁领导的维新派，亦舍其缓和之改良主张，而欲武力从事勤王”[18]（P367）。因此，义和团运动成了唤起“中国民气”的号角。对此，孙中山在回忆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状况时说：“当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贼子，大逆大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在庚子惠州起义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19]（P174）。

　　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是同多数人们“感于庚子义和团、自立军起事，知非革命不足以救国”[20]（P232）相关的。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名著里，就直接引述义和团“扶清灭洋”到景延宾“扫清灭洋”的事实，认为义和团运动，是通过革命方式，启迪民智的第一个阶段。从此“清廷的威信扫地无余”，“有志之士多起救亡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崩矣”[19]。正是“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20]”。恰如时人描绘的：“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面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21]（P18）。 从此中国人民由自发反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发展成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自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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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社科版》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