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一个世纪以前在中国大地上掀起的这场惊心动魄的*风暴，不但在当时震动了世界，而且至今仍然留给我们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义和团运动从开始到终结，正好经历了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人民正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送走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的门槛的。

　　义和团运动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产物。这场运动被残酷地血腥镇压下去之后，中国又是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中国人民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二十世纪的曙光的？新的世纪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新的灾难还是新的希望？

一个严峻的课题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最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二是戊戌变法，光绪皇帝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推行*改革，但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镇压下惨遭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洒刑场，改革的一线生机被痛心地扼杀。三就是义和团运动，北方地区的广大下层群众，自发地拿起原始武器，起来抗击列强侵略。但他们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理性的认识，也无力识破封建顽固势力的愚弄和出卖，最后只能悲惨地倒在八国联军的罪恶炮火之下。

　　这三个历史事件，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社会影响也各异。但有两点是共同的，一是每一次事件过去后，总是导致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再一是与此相伴的，是民族觉醒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救亡意识的进一步加强。

　　甲午战败后，人们就用“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惶，不知死所”，“譬如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注：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89页。）一类的语言形容祖国的危急情状。连一位守旧官僚也说，当时人们“私居偶语”，也动辄要发出“国亡国亡，可何奈”的慨叹。戊戌以后，不但内政鼎革无望，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瓜分狂潮更是波涛凶险。人们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国势濒危，内部之患，如肉腐烂，日见消溃；外交之迫，如水煎膏，日渐憔悴”（注：《东方杂志》，第1年，第11期。）。任何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普遍认为自己祖国“精华已竭，膏血俱尽”，因而充满了忧伤、焦虑、失望和悲愤之情。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列强强迫清政府于1901年9月签定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付沉重枷锁。超过10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对一系列国家主权的严重破坏，使中国进一步向半殖民地的深渊沉沦。在这种情势之下，人们会以何种心情迎接新世纪的到来，自然是可想而知。下面的这段话，实在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余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咽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兵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十九世纪之影俱逝也。”（注：《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452-453页。）

　　的确，在新的世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究竟怎样？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会不会随着十九世纪的逝去而一起消亡？这正是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问题。

“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

　　历史永远是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并非只有沮丧和失望。否则，我们也就无法理解本世纪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无法作出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二十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人民从逆境中顽强奋斗，最终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走上全面振兴的康庄大道的一百年”的科学论断了。（注：江泽民：《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00年1月2日。）

　　与危机感和紧迫感不断增强的同时，志士仁人们对于救国道路的探索也取得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

　　二十世纪的头一年，21岁的青年鲁迅写下了他的著名诗作《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小诗，既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忧虑，又抒发了献身民族振兴事业的豪情壮志，很能反映出当时有志青年的共同心声。

　　用鲜血和生命奉献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在当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投身于推翻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如果要问，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初*生活最鲜明、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答案正是革命思潮的迅速传播和革命活动的蓬勃兴起。

　　从十九世纪末叶就倡导推翻清朝政权的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切身感受到世纪交替前后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他在《革命缘起》中说，当他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余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注：《孙中山选集》，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特别是“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遗，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事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至此萌芽矣”（注：《国父全集》，第1卷，第252-253页。）。

　　在这里，孙中山不但确切地描绘了革命形势的急剧转变，也中肯地揭示了革命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原因。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黑暗，人民群众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下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拆除民族振兴的障壁，打开社会前进的通道，用暴力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清王朝的革命便成为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的时代潮流。

　　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赞同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在如何对待西方文明的问题上，他们坚持反对侵略与学习西方的辨证统一，这一点要比义和团高明得多。但是，他们确实从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中看到了爱国精神激励下群众的巨大力量，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同貌似强大的反动*力量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革命既不是人为制造的结果，也不是一时感情冲动的产物。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当时的报刊上曾经从适应时代的高度，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著名革命家邹容在《革命军》中所写的一段话，几乎可以看作是对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注：《辛亥革命》，（一），第332页。）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邹容这段话是何等的正确和具有远见。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下，经过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成为中国能够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并且以昂扬的步伐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奠基石。

　　应该指出，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活跃在中国*舞台上，关心祖国命运并努力促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除资产阶级革命派之外，还有立宪派。立宪派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演化而来。他们依然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同革命派一样认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救亡图存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他们在传播资产阶级*观念和社会观念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们也认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局面，首先必须改变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他们中的有些人曾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如梁启超就说过：“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使我辈数千年历史以脓血充塞者谁乎？专制政体也。使我数百兆人民向地狱过活者谁乎？专制政体也。”所以他大声疾呼：“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大仇也！有专制则无我辈，有我辈则无专制。”（注：梁启超：《拟讨专制政体檄》。）他们与革命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专制政体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和平手段来废除的，所以他们反对暴力革命。

　　因为立宪派反对革命，就把他们视之为反动*力量，自然是不对的，因为这忽略了事物的本质方面。但说革命派与立宪派只是“殊途同归”，无分轩轾；甚至认为立宪派的和平变革较之革命派的暴力革命更少引起社会的震荡和破坏，因而更加高明，则也并不是一种合乎历史实际的判断。革命派与立宪派的*纲领，确有高下之分，是非之分，优劣之分。而孰是孰非，主要看何者更加适应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需要。革命派优于立宪派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旧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力量进行了更多一些的打击和扫荡，而这正是当时社会前进所必要的*前提。立宪派企图通过同旧势力的妥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只能是幻想，他们发动的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从瓜分到“保全”

　　由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中国的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同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

　　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列强的对华政策，经历了由瓜分中国到“保全”中国的政策转变。这个转变同义和团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伴随着划分势力范围等种种实际步骤，瓜分中国的舆论也甚嚣尘上。那时，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都“认为可以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注：1900年6月19日《前进报》社论《铁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组编《义和团史料》，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们相信“只要有现代化的军队一万人，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横行整个中华帝国”。1898年4月，德国外交大臣比洛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上狂妄地叫嚣：“瓜分中国的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注：转引自牟安世《义和团抵抗列强瓜分史》，第209页，中国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就连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也表示，“如果中华帝国的肢解果真发生，他情愿同享中国的瓜分”（注：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53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以后，列强关于瓜分中国的议论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担任侵略联军统帅的瓦德西在他的《拳乱笔记》中写道：“若以该国现刻武备之虚弱，财源之衰竭，政象之纷乱而论，实为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但吾人在此却有一事不应忘却者，即中国领土内……共有人口四万万……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勃勃生气。”因此，“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如欲实行此下策，则后患又不可不防矣”（注：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三），第244、86页。）。显然，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教训了侵略者，使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不甘屈服的民族，如果贸然瓜分，只会激起中国人民永无休止的反抗。

　　经过了反复的衡量和争论，列强终于认定，用“保全”代替瓜分，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1900年10月，《英德协定》签订，“英首相沙侯宣称，英德合约立后，中国土地当可因此保全”，此后“无论何国欲设法瓜分其土地，吾英当决计阻之，必不使成。”（注：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义和团》，（三），第258页。）俄国政府也提出“保持中国的旧国家制度”，“恢复北京的合法中央政府”，“消除可能引起瓜分中国的一切情况”（注：张蓉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与瓜分相比，“保全”策略的出台似乎使二十世纪初的中外关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但事实上，“保全”与瓜分，只是手段与方式之差异，却并不改变侵略中国的实质。帝国主义只是试图通过“保全”一个清政府来借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以便更好地实现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号称“中国通”的英国人赫德曾经极为坦率地谈到这一点：“今日之计，惟有以瓜分为一定之目的，而达此目的之妙计，则莫如扶植满洲政府，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民有起而抗者，则不能得义兵排外之名，而可以叛上之名诛之。我因得坐以收其利，此即无形瓜分之手段也。”（注：杨度：《“游学译编”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54页。）。

　　正因为“保全”不过是“无形瓜分之手段”，所以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间，列强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践踏和经济命脉的控制，仍然是变本加厉，有加无已。矿山开采权、铁路修筑权大部分落入列强之手，政府的金融财政为列强所垄断，甚至发生了在中国土地上公然争夺霸权的日俄战争，以及英国明目张胆发动的入侵西藏的战争。中国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列强俎上之肉，釜中之鱼，其存其亡，不容自主矣”，如果不决心变革，奋起救亡，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长为数重之奴隶。”（注：《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这就是当时人们得出的结论，也正是历史的现实。

无可奈何的选择

　　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巨大冲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又将以什么样的面貌走向二十世纪呢？

　　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可以先肯定两点：其一，清朝政府已经不可能按照原样照旧统治下去了；其二，他们也不可能自动地按照立宪派的企求将封建专制政权转化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君主立宪政权，更不可能容忍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府的主张。

　　关于后一点，可以说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种*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说，即使只是想从他们的权力中分一杯羹也是无法接受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没有新的社会势力和*力量的坚决斗争，旧的统治秩序是不可能自行瓦解的。这依然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关于前一点，则稍微要多说几句。进入二十世纪，清朝政府所以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是国内外各种*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西方列强不允许。在义和团运动中，列强对清王朝有两点明显的不满。一是清政府中一部分顽固势力，包括慈禧在内，曾利用义和团企图与列强对抗；二是清政府控制局势的能力太差，太腐朽，太没有力量。因此，在议和谈判中，有一些国家如英、德等就主张“惩办祸首”应包括慈禧在内。后来虽然由于各种矛盾的牵制而放过了慈禧，慈禧也通过谕旨的形式说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一类不顾脸面的话，以表示效忠列强的决心，但如果不真正地作出一点改弦更张，力图振作，在列强面前还是难以交代的。列强决定“保全”清政府，毫无疑问，他们所“保全”的，不但要是一个忠顺的工具，而且要是一个得心应手的有效率的工具。

　　其次，是被统治阶级不允许。义和团运动后，一方面清廷的*危机和经济危机发展到了最为严重的地步，一方面朝廷的威信已扫地无余，用某些官员的说法，“朝廷威信实大堕落……而蚩蚩之氓对于朝廷已大消其畏威之念，不复如曩时之屏息雌伏”（注：霾照：《立宪私议》，《东方杂志》乙巳年十一月。）。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精英阶层即革命派和立宪派，以言论和行动强烈表达了推翻或改变封建统治的迫切要求。这极大地增强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实行某种变革的紧迫感。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几年，官方文书中谈得最多的内容，就是与其被动地变革不如主动地变革，与其强迫地变革不如操之自我地变革，与其因不变革而覆亡不如用变革来谋取一线生机。这些议论，确实是封建统治阶级当时心态的真实流露。

　　再次，封建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具有开明思想的官僚，特别是像张之洞、刘坤一等一批很有实力和影响的封疆大吏，在*风云变幻激荡的刺激和推动下，也认识到实施*经济改革的必要性，竭力主张推行一系列新的政策以给这个危机四伏的政权注入新的活力。他们提出的变革主张，绝大部分是两年多以前维新派曾倡导过的。但是，时已非其时，人亦非其人，掌握最高统治权利的慈禧已不再对之加以悍然镇压，转而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了。

　　正是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才有了慈禧在逃亡中发生的号召更法令、破锢习、“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的著名上谕；才有了一时有声有色的“新政”；也才有1906年9月清廷关于“预备仿行宪政”的郑重宣布。

　　“新政”也好，“预备立宪”也好，不论推行者的动机如何，实施结果，无一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文化因素的发展和增强，而实质上也就意味着封建统治的某种削弱和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封建专制政权正通过“新政”和“预备立宪”培植埋葬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封建统治者其实是心知肚明的。那末，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更加清楚，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王朝末日会来得更快。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比较而言，应该说也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

　　经历过这段历史的鲁迅，在谈到中国的改革时，说过这么一段话：“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注：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拿鲁迅的这个比喻去观察晚清历史，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了。维新派认为当时中国这个屋子“太暗”，要求改革（“开一个窗”），却不被允许；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朝政府（“拆掉屋顶”），于是，统治者便“愿意开窗”了，“新政”和“预备立宪”也就相继推行，事情难道不正是这样么？

　　在黑暗的屋子里开个窗，透进一丝光明，吹入一缕清新的空气，这自然是好事，值得肯定。但因此而歌功颂德，认为这个举措已顺应了历史的潮流，甚至认为这是较之暴力革命更加理想的走向近代化的途径，则似乎判断还是简单了些。重要的是，要看看这间黑屋子是否还有“弥缝补漏”之可能。在革命派看来，当时中国的*和社会“其弊坏固已达于极点”，只有“毁屋而重构”，才能“轮换一新”，也就是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来。（注：寄生：《论支那立宪必先以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131页。）

　　后来的历史发展正是这样进行的。

百年后的反思

　　现在，我们正要告别二十世纪。又一个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在天际露出微曦。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国家濒临灭亡边缘，到二○○○年中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进入小康，大踏步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百年。”纵观本世纪从起始到终结的百年史，可以看到，就社会状况、*局面和人们的精神面貌而言，我们国家经历了何等急剧、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而当前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又是与百年前的历史行程有着何等紧密的联系。

　　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不管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态度距离科学认识有多远，也不管他们的社会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有多少可訾议之处，无论如何，用嘲弄的口吻对待当时的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决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态度。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国家主权的备受欺凌，是阻碍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大障壁。正因为这样，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近代中国的民族精英，总是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的原因。在这个斗争中，中国人民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低级到高级、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直到本世纪中叶，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建立后，国家被“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现实危险已不复存在，但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斗争，却并未有须臾的止息，而且，在世界“大同”真正到来之前，这仍将是一个恒久的神圣使命。当然，要使中国永远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本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摒弃了义和团把抵抗侵略与学习外国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有自强才能免遭侵略，而自强就必需善于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在经济、科技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我们更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吸取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与世界各国的密切交往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世纪的最初十年，时代的主潮是革命，也就是以暴力推翻阻碍社会前进的清朝封建专制政权。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部分的政权，虽然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但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起着或者促进或者阻碍的重大反作用。当某个时候政权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前进的严重障碍时，推翻这个反动政权就成为历史的要求。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革命便成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本世纪的上半叶，先后存在的几个政权，由于他们的性质所决定，都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才自觉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组织人民群众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探索的世纪。事实上，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开始，各种*力量，各个*派别，就围绕着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进行了艰难而执着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对中国*党成立以前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作过生动而准确的描述，并且归纳说，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结论”。其实，中国*党成立之后，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也并未结束，只是后来的探索已集中在怎样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在波澜壮阔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因为找到了这条道路，才使我们在面向新世纪的时候，如此充满自信，如此步伐坚定。

　　当义和团运动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外舆论的一片责骂声中，热情地赞扬义和团的爱国精神，称颂他们“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说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表明“我中国之民气，未尝泯然息没”（注：《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62页。）。当然，他们也强调，对“民气”要有正确的引导，并且要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作为基础。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可以说，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炽烈的爱国主义，坚强的民族凝聚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在近代中国，没有一个对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展开自己的历史活动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没有民族凝聚力，就会失去活力和生命力。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族精神，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必将使我们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更加万众一心地去迎接各种挑战，战胜各种困难，聚精会神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业。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