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义和团运动的100周年。100年前的这次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矛盾的大爆发。中国近代社会，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形式是清政府参加和领导的大规模战争，如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另一种形式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侵略斗争，主要表现为风起云涌、范围广泛的反洋教斗争，亦即所谓“民教冲突”。近代的外国教会是随同外国侵略军的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深入内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作恶多端。又在中国招收大量教徒，其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许多地痞流氓，混迹其中，他们依靠教堂势力，欺压良善、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正因为这些原因，加上文化的隔阂，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帝国主义侵略越深入、外国的传教活动越频繁，教案也越多。19世纪末，矛盾积累，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运动。周恩来总理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当然，义和团的时代，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还很弱小，中国还没有*党，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人。义和团是一次单纯的农民运动，表现其分散性、狭隘性、迷信落后、盲目排外的种种弱点。不成熟的社会只能产生不成熟的运动。但这是一场正义的、自卫的爱国救亡的斗争。100年后的今天，正当我国在纪念义和团运动的时候，罗马教廷突然出来搞“封圣”活动，所封的120个“圣人”中有86人是死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所谓“殉教者”，可见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义和团运动，要翻历史的案，否定和诬蔑义和团运动。尤其是他们挑选10月1日，即我国51周年国庆的日子搞“封圣活动”，其*意图，昭然若揭，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12亿中国人民的公开挑衅。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过去的历史，这是一段被侵略、受屈辱的刻骨铭心的历史。但事情已经过去了100年，过去的罪行都是当年侵略分子干的，我们不想再纠缠这笔老账。今天，罗马教廷主动挑衅，对中国做出极不友好的举动，迫使我们不能不进行辩正。

义和团运动因何而起？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因何丧生？这是因为外国教会勾结清政府欺压中国人民，人民不得不进行反抗。外国传教士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袁当时任山东巡抚，他仇视义和团，庇护外国教会，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76页）。连袁世凯也这样说，可见教会势力的骄横跋扈。

帝国主义诬蔑义和团是*暴徒，把冲突的责任推到义和团一方，我们决不同意这种强盗逻辑。我们且看看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时的所作所为。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约有三、四千人，我们对外国传教士并不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对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的传教士个人应当分别作出评价，有些传教士是安分守法的，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医疗卫生方面、公益慈善事业方面做了好事，作出贡献，我们对他们表示尊重和敬意。但有很多传教士，尤其在义和团运动中，公开与中国人民为敌，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其中有些教堂，备有武器，建立城堡，挖掘濠沟，他们的武器是新式快枪，甚至置备大炮，到处剿捕义和团，如直隶景州朱家河教堂有武装教徒300人，保定某教堂有武装教徒70人，山东许多教堂武装任意拘捕平民，诬称他们是红拳会或义和团，私设公堂，审讯屠杀。萨拉齐所属的内蒙古二十四顷地方教堂的教民石险生、任喜财、刘二存等“因争地起衅，率领多人至托克托厅所属之河西准葛尔旗属麻地壕村，杀死高占年等九命，弃尸黄河一案，该教堂洋教士藏匿正凶，旋又勾结教民一千余人，在村外房上及村口排列，势甚凶猛”（《军机处录副奏折》1371-1373号）。在这样残酷屠杀之下，中国人民能不起而反抗吗？最大的教堂武装组织是法国主教樊国梁，他组织3000人武装教堂，还有40名正规军，盘踞在北京的北堂中剿捕义和团。在民教冲突中死伤最多的是义和团，因为他们只有大刀长矛，而教堂武装拥有新式武器。

当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传教士是他们的向导和参谋，传教士和教徒们纷纷出动，刺探情报，如英国传教士宝复礼参加联军的情报处，他画的军用地图详细标明村庄、道路河流及清军、义和团的驻地、人数、炮位等等，他们自诩这张地图相当于大海航行中的导航图。八国联军刚到北京，不了解情况，两眼一抹黑，全靠传教士的指引和出谋划策。

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抢劫，传教士积极参与这一暴行。美国传教士都春圃发现一处王府，抢了许多绸缎、皮货和珍宝，在大街上拍卖。另一美国传教士梅子明在一座蒙古王府的阁楼上找到大批纹银和珠宝，他说：“我把这些东西尽快运到了美国公使馆。”法国主教樊国梁更是大抢特抢，他公开命令中国教徒到大街小巷去抢劫，凡是抢50两银子以下不必上交，凡抢到50两以上的超过部分上交教堂。樊国梁本人到前内务府大臣立山家中抢到100万两银子，而樊国梁只承认自己抢了二十万零四十七两。（《传教杂志》1902年121-123页）不管是一百万两或二十万两，都表明樊国梁是明火执杖的强盗。

帝国主义诬蔑义和团是*暴徒，真正的*暴徒是披着道袍的外国传教士，教堂武装屠杀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八国联军进京后，传教士指引侵略军以抓捕义和团为名到处捉人*。樊国梁说：“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逃遁的去处”（《遣使会年鉴》1902年）。在他的指引下，许多中国人被捕杀害。传教士梅子明写信说“福西士上尉带了二百名骑兵到北京东郊沙河和别的地方进行扫荡，我担任向导和翻译。我们放火烧了两个义和团总部，摧毁了一些军事设施”（傅恒理：《梅子明传》），还对中国平民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义和团的去向。当时，教会提出“用人头抵人头”的口号，死一个传教士或教徒就要用几个或几十个中国平民抵命。当时北京街头有很多尸体，北京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大事之一就是“搬运大街小巷的死尸，这些死尸大多是义和团”。联军组成的巡捕队到处抓人，用白绳拴住辫子，一条绳拴五六个人，带回安民公所用刑审讯，“刑法有跪炼、轧杠子、鞭背敷盐、用烧红的铁锹烙脊背、纸卷辣椒面薰鼻子、猪鬃探马眼、土井倒埋人、绞台紧纵等等，令人看之，不寒而栗”（杜如松《八国联军祸北京》），约70%的人被活埋、绞死和*，一小部分用重金赎出。这批残忍成性的传教士是货真价实的*魔鬼。

这次罗马教廷“封圣”活动中86人死于义和团运动中，但当时的义和团团员和中国平民被害的何啻千千万万！罗马教廷想到这一点没有？死亡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可能有无辜的、被错杀的人，在大规模的武装械斗中这种情形难以避免，那也只能算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账上，或是教堂引诱和威逼他们参加械斗而被打死的，他们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牺牲品。而大多数被击毙的人则是欺压中国人的恶霸，是一批强盗刽子手。

当年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写了一篇题为《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说：梅子明牧师“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北美评论》1901年2月）。英国宓克的《支那教案论》中说：“中人所恶，绝不在教，而所恶之实，正当于教会、教士中寻之”（严复译，南洋公学译书院印行）。

列宁在1900年《火星报》的创刊号上写的《中国的战争》一文说，当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时，“他们（侵略者）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他们*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这些基督教徒立功的时候，他们却大叫大嚷反对野蛮的中国人，说他们胆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列宁还写道：中国人“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义和团运动中，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全世界一切正直、有良知的人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今天梵蒂冈教廷为他们涂脂抹粉，奉为“圣人”，这种谎言决不能遮盖历史真相，决不能欺骗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已不是19世纪软弱可欺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51年，我们有力量和决心保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任何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诬蔑中国、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必将遭到12亿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资料来源：《文汇报》2000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