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的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存有反映义和团运动期间华北天主教教民基层团体所受损失的详细清单（手稿）。这些清单是按各堂区登记的，每份清单都标明了当时教民居住的村庄、信徒人数，教堂、小教堂、学校、施诊所的数量，以及其他信息资料（注：法国外交部档案，《新系列，外交信池，中国》（以下简称：AE，NS），箱号701。）。这些档案似乎尚未被史学家利用过。它们由主持各堂区的教士在本代牧区主教监督下分别写成，然后提交到一个负责确定法国索赔数额和法国受害者索赔资格的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根据法国众议院1901年12月6日通过的法令设立的。

　　这些清单表明，在遭受损失的程度方面，华北各堂区、代牧区和传教会之间的差异很大。例如，在耶稣会负责的直隶东南代牧区，有64个教民基层团体和3 945名教徒的冀州蒙受的损失为36 000吊，即54 000法郎；而有63个教民基层团体和3903名教徒的深州所受损失达67 233吊，即100 500法郎，几乎翻了一番（注：AE，NS/701，献县，1902年3月1日。根据与中国当局达成的协议，马尔凯主教向巴黎提交的直隶东南主教区索赔数额应“归入大赔款内汇算”。）。在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负责的山东北代牧区，泰安府的69个教民基层团体中有38个未受任何损失（注：AE，NS/701，泰安府教区受损情况，济南，1902年2月25日。该件由庇依神甫签字。）。这些差异情况大体上是真实的，并未被代牧区主教肆意夸大或缩小。因为统计报告是由各传教会分别提交法国驻华公使的，它们无从知晓其他传教会的索赔数额。此外，所有教士都明白，他们的索赔要求将在巴黎受到严格审查。因为在当时的政府和议会中，反天主教会的势力十分强大和坚决。这种势力在新闻和舆论界掀起了一场强大运动：反对把传教会的索赔加入国家为其自身和国民提出的索赔中，因为在华的教徒是中国国民。根据条约，教会在华财产属于教民的集体财产，而非传教会所有。反对派还强调，中国出现的破坏和战争都是传教士大搞宗教宣传的恶果。当时，共和国与教会间的激烈冲突充斥法国的*生活。借中国的事件发起攻击是反教权派求之不得的：承担这些财政负担的应是法国纳税人。因为，需要立即向个人和私人机构支付赔偿，法国政府要从财政预算中拨款，并通过短期国债筹集所需资金。政府希望用中国每年偿还的“大赔款”本息偿付这笔国债，而议员们却不相信中国政府能实际支付这些赔款（注：众议院这场激烈辩论的记录刊登在《众议院公报，1901年》。1901年6月3日会议，见1215-1218页；1901年7月1日会议，见1700-1713页；1901年11月18日会议，见2221-2237页；1901年11月19日的会议，见2255-2267页；1901年11月21日会议，见2286-2301页；1901年11月25日会议，见2345-2354页；1901年11月26日会议，见2385-2399页。谴责传教士最激烈的发言人之一是社会党议员马塞尔·桑巴。他后来成为法国*党的创建人之一。中国历史学家在使用义和团运动时期法国报刊对中国传教会和法国军人表现的报道时，没有注意到这些文章纯属反教会和反军队的*宣传，其中针对樊国梁主教的指责有些与事实有出入。）。

　　各天主教教民基层团体所受的损失差异为何如此之大？我们不禁要问：在义和团非常活跃的地区，一些教民为何和怎样幸免于难？为避免本文过于冗长，我集中考察了直隶省的正定府代牧区。我引用了部分信件手稿，以及法国档案馆和外交部保存的未曾发表的资料，尤其是巴黎的遣使会档案。在此之前，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论著从未使用过这些原始资料。我曾尽力将这些资料与保存在台湾的清政府总理衙门档案、已经发表的其他相关中文资料，以及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对照分析。尽管如此，肯定还有资料为我所不知，如有疏漏，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

　　1898年末，当义和拳开始在直隶出现时，正定府代牧区共有32 262名中国天主教徒，而该代牧区的人口约为800万（注：AE，NS/664，遣使会传教活动，1898-1899年，1900年动乱前。）。就信徒人数而言，它仅次于北京，在遣使会的代牧区中居第二位，在天主教传教会在华所有代牧区中居第五位。而教民数量更多的广东和江南代牧区均为地域广阔并且人口稠密的地区。京汉铁路和连接两地的电报线贯穿该代牧区。流经代牧区的四条河流使该地区交通便利。1900年事变期间，在其北部的保定府代牧区，东部和南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河间府和大名府，以及西部的山西代牧区都发生了屠杀数千教徒的惨剧。但正定府代牧区只有150名教徒遇难，而且不需将索赔归入“大赔款”内汇算。为解释这一看来奇怪的现象，我将首先分析该代牧区的构成和教民基层团体建立后的活动，然后看看传教会与义和拳冲突的过程，最后再探讨一下恢复秩序和平息动乱的条件。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该地区义和团运动敌视天主教及其信徒的真实性质。

一　从自我封闭到和睦相处

　　从1856年直隶西代牧区的建立，到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该地区兴起，正定府、定州、赵州和顺德府的天主教教民逐渐从出于防范的自我封闭状态进入与当地其他居民基本和睦相处的状态。

　　1.旧有的教民团体

　　直隶西代牧区的宗教区划于1856年从北京代牧区的辖区中分割出来，后由教皇决定，在1858年划归遣使会管辖。该代牧区包括了正定和顺德两府，以及定州和赵州两个直隶州的所有地区，共计28个县，总面积约35 000平方公里。该代牧区有人口800万左右，其中天主教徒有12 000人。这些教民分布在各个村、镇和城市中的122个教民基层团体中，其中6 000人分属于正定府的72个教民基层团体，另6 000人则分属于赵州的50个教民基层团体（注：奥克塔夫·费勒：《遣使会在中国的历史，1699-1950年》，《遣使会记录》127卷，1963年，503-506号，150-152、173页。）。

　　这些教民基层团体历史悠久。据当地传说，在利玛窦时期，有个名叫冯尚书的文人，宁晋县赵平邱人，被基督教义所吸引。尽管因妻妾成群而不能入教，他还是在亲朋好友中宣扬教义。这便是赵州宁晋县天主教团体的起源。在正定府的一些村，对天主教的皈依可上溯到明末清初。其他一些教民基层团体是在雍正发布反基督教敕令后，由从北京举家出逃的教民所组成。对此，一位到赵平邱附近大里村避难的富姓教徒留有回忆。他在那里开了一家药铺，并向信教的王家教授圣画艺术。这是他在北京时向朗世宁学的。王家住在附近的唐邱，也属于晋县。王家的儿子王广益和另外两个女儿绘制的许多作品都用于装饰1860年后该代牧区修建的教堂和小教堂（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858-1933年》（北平，遣使会印刷所，1934年），12-13页。该书作者在1880-1935年是正定府代牧区的传教士。）。

　　这些教民基层团体在最初建立时都得到葡萄牙传教士的帮助，并一直隶属于北京南堂。故人们常将葡萄牙传教士管理的老教徒称做“南堂教友”（注：遣使会档案，C178-Ⅰ-2-1，正定府代牧区的起源和建立，1924年的记录；A．托马：《北京传教史》2卷（巴黎，1926年），334、343、345页。）。北京主教区被废除和最后一位葡萄牙传教士离开正定后（注：此人是卡斯特洛神甫，时间是1846年。此后，罗马传教圣部宣布：中国这块“传教之地”，今后应由它指定的本代牧区主教负责，而不再由当地僧侣选出的“主教”负责。），这种变化引起了很大的抵触情绪，以至遣使会教士在很多年里难以树立起权威。后来便出现了分裂。正定府的基督教团体曾派代表团到澳门和罗马，要求召回葡萄牙传教士。代表团从欧洲返回后，成员中一位中国教民还学会了造火柴的技术，并在当地开了一家小工场。此人死于1877年。由于中国教士的鼓动，分裂持续了9年。这些中国教士对法国传教士要求的严格宗教纪律和将个人年津贴减至30两白银的做法极为不满。葡萄牙传教士在时，由于资金充足，他们每年的津贴是50两白银。分裂在当地常有激烈的表现，最终结局是：1856年，一名教士带领数百名教民出走，来到邻近的、由耶稣会士主持的直隶东南代牧区（注：A．托马：《北京传教史》2卷，257-258页；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6-21页。）。

　　这一事件表明：这些教民惯于组织起来，并具有实行自卫的内在力量。他们对天主教信仰的依恋十分保守，最强调的是绝对信守先人习俗。他们之所以要完整保留这些习俗，是要借此表明他们有别于其他居民的特性和身份。在当地社会，除这种分离乃至自我封闭的传统外，还有对宗教活动保密和慎重的习惯，以免引起当局注意和受到禁教令制裁。教士一般住在教民家中，并且为听取忏悔，主持弥撒，举办圣事而不断走动，而且这些活动大都在夜里悄悄进行。

　　大部分教民集中在北部的藁城县、栾城县和南部的赵县和宁晋县。这一地区比较贫困，商业不甚发达，基本靠农耕为生。主要作物有小麦、黍子、高粱、玉米，及少量水稻和蔬菜。赵州周围种有棉花。教民一般不属于最贫困的阶层，他们大都为小农、手工业者、店主，较富有的甚至还考过文武科举，得过功名。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教民最初或后来与民间教门有任何联系，这和对其他地区吸收教民情况的研究结果不同。

　　2.协助诉讼时期

　　董主教(Mgr Anouilh,1819-1869)从1856年起出任首位负责正定府代牧区的法国遣使会教士。他1848年到达澳门，汉语学得很好。为了博得教民的信任和吸引新人入教，他实施了一种后来被传教士讽称为“协助诉讼”的做法，即向教民许诺：在牵涉他们的民事诉讼中，教会将通过教士，需要时还可通过代牧区主教本人，向当地司法官吏进行干预。他对教外人士也作出这样的许诺。他们尽管没入教也会寻求教会帮助。董主教亲自出马，以一系列公开说教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在一支花里胡哨、闹闹嚷嚷的卫队簇拥下，他高举在*锦缎上抄写的1862年宽容敕令，跑遍了整个代牧区（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35-53页。）。

　　代牧区主教还采取了大规模修建教堂的政策。他认为，这能表明教会并未死亡，也不是秘密组织；这些建筑还是教民的集合地，使他们相互接触，共同祈祷，更好地遵守主日。总之，这会使他们不再孤立，并能在宗教活动中相互支持。在10年当中，有40座教堂和小教堂被建起来。有时，修建教堂的部分资金来自“协助诉讼”所得，一些建筑材料则是通过在教会所得地产上拆除旧寺庙来补足，然而主要资金还是来自教民的贡献。在许多地方，教民主动参与教堂建设。他们自发选定一种工匠们喜欢和擅长的欧洲建筑风格。正定府大教堂的大殿是马蒂神甫设计的。他于1864年在北京修建的天主教公所是城内第一座西洋风格建筑。北堂和天津的望海楼教堂也是他主持修建的。但是，正定府大教堂的两座雄伟钟楼则完全是一名中国建筑师的杰作。1900年，这钟楼曾令前来解救被义和拳所困教徒的非洲营官兵惊叹不已（注：A．托马：《北京传教史》2卷，412页；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55-57页。）。

　　董主教的有力行动使教民基层团体数量增加了一倍，但受洗礼者却增加有限。到1870年他死后，总共有339个教民基层团体和21 615名信徒（注：奥克塔夫·费勒：《遣使会在中国的历史，1699-1950年》，173页。）。在10 000名新入教的信徒中，有5 000人到6 000人是真守教规的，另外30 000名正式登记的初学教理者则放任自流（注：孟爱理神甫引用传教士的信件，见《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77页。）。实际上，代牧区缺乏足够的人员来教导新信徒。直到1866年，代牧区主教身边才有了另一个法国传教士和5个中国教士。这5个中国教士中有两个是遣使会教士，另3个是葡萄牙人在澳门草草培养的俗间教士。

　　3.对新建基层团体的基督教化

　　董主教的继任者戴主教(Mgr Tagliabue,1822-1894)不善言词，汉语讲得也差。他放弃了说教而潜心组织和培养僧侣、教理先生和新教民。他注重对教民进行实在的教化，而不重外在表现，并推行在中心公所和主要地区组织封闭修行班的做法。其中一些修行班由男人组成，另一些由已婚妇女组成，其他则由年轻女子组成。这种活动形式在很长时间里成为本地区宗教生活的特点。戴主教还注意使其前任开办的学校（经常是短暂的）得以正常运转。有两所师范学校建立起来，一所是男校，一所是女校。代牧区主教特别重视发展妇女教育。为此，他于1880年创建了约瑟芬社(Société des Joséphines)。该社妇女以教育被圣子救助会(Oeuvre de laSainte Enfance)收集的女孤，和开导新女教徒及维护教堂的祭台布为使命。为改善传教条件，在代牧区的不同地点都修建了公所。1877年，为救济遭受饥荒的难民，代牧区付出了巨大努力。此后，戴主教又决定为平山县的山区建立第二所孤儿院。1882年，在代牧区主教的争取下，慈善修女会(Congrégation des Filles de la Charité)派来8名修女来开办一家医院和一个诊所（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76-96页。）。

　　尽管戴主教本人致力于强化精神，但僧侣和信徒们在其前任时养成的习惯依然存在。干预诉讼的做法还在继续，但此时已无需烦劳代牧区主教本人。因为他的汉语表达能力有限，难以同官僚们交涉。这主要成为一些中国教士应教民请求所做的事情。上报到法国公使馆的教案数量明显减少了。

　　在戴主教任职期间，教民人数在10年中基本上保持稳定。1881年时，信徒数量达到22 811人。后来，成年人接受洗礼的数量上升到每年500人。1885年，当升任北京代牧区主教的戴主教向继任的正定府代牧区的教主教(Mgr Sarthou)授权时，代牧区共有教民25 555人，欧洲教士12人，中国教士15人，教堂30座，小教堂或祈祷室211个，以及医院和施诊所各1个。上一年，该医院诊治病人357人，施诊所分发药品17 421服（注：1884年的传教活动统计，引自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97-98页。）。当时，代牧区的南部被单独划为一个以顺德府为中心的新教区，目的是更直接地管理该地新教民。都主教保持了前任的作风，他竭力设法减低教民们对诉讼的兴趣。他在巡视中所做的笔记表明了形势的多样性。1885-1886年间，他对藁城县北部、无极县、深泽县、新乐县、定县和曲阳县的情况写道：“礼拜日的规矩经常不被遵守，但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会祈祷：这些教徒太穷困了，因而情有可原……无知太严重了，也许在老教民中比新教民中更严重。传教士应当在各处建立学校。”1888-1889年间，他对宁晋县的情况写道：“有不少人参加忏悔和领圣体，并笃信天主。礼拜日和宗教节日的规矩一般都得到遵守。这里的教育程度高于其他地方。识字的人喜欢浏览宗教书籍。不良丑闻在这里极为罕见。总之，宁晋县可被誉为代牧区的珍珠。”第二年，他看到柏乡和顺德的新教民在教育和行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改进。而戴主教在1872年还曾抱怨说，这些人“大部分是讼棍，极为狡猾奸诈”，远不如平山的教民有宗教知识和信仰，因为这里缺少一个欧洲传教士（注：孟爱理神甫引用传教士的信件，见《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99-102页。）。

　　尽管信徒们和中国教士对打官司已不太热衷，教会活动的扩张还是引发了一些冲突。当时出现的事件多属财产纠纷，纯属物质利益问题，主要涉及对“共有产业”的使用，如寺庙、公共建筑及其所属地产，尽管这些地产时常被私人占有。在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各个时期，这些都是农村社会纠纷的典型表现，今天也是如此。这些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使平民与教民的关系越来越恶化。平民方面表现的严重对立情况不多，这主要是文人所为。当教会在重要的行政中心为落脚或扩大地盘而购买土地时，这种对立便会产生。例如1884年，顺德的名流便要求知府取消出售用于修建新教区小教堂和公所的一块土地。但他们遭到了知府的拒绝。不久，公所的大门被人焚毁，威胁恐吓使传教士不得不暂时逃离（注：孟爱理神甫引用传教士的信件，见《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98、102页。）。

　　4.建立信任

　　1891年，传教士包儒略(Jules Bruguière,1854-?)继都主教之后出任正定府代牧区主教。包儒略主教汉语说得极好，并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因为他从1877年起便在正定府代牧区任传教士，并先后在下属不同堂区任职。他深知前几任代牧区主教所作所为的长处和短处。他的选择是：加强对信徒和中国教士进行宗教培训和普通教育，以外国传教士的业绩和说教吸引新人入教，终止教会介入私人诉讼，在教会和信徒与当局和当地居民之间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他的理想是：基层天主教团体以其团结一致、规范行为和慈善精神成为当地社会进步的楷模和原动力，并与周围社会及其各社团和睦相处，互相尊重。

　　1891-1900年间，正定府代牧区的特点之一是传教活动完全在中国人中间进行。担任堂区一般职务和负责组织宗教活动的都是中国教士。为此，包儒略主教大力开展了培养修生的工作。以前，这些人只学过小修院课程，很少能到北京参加大修院的学习。1893年，包主教按照欧洲的做法，在正定开办了大小两级修院，并修建了新院舍，扩大和加深了神学和伦理学教学大纲，还增添了数学、历史、地理课以及就地见习期（注：孟爱理神甫引用传教士的信件，见《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08、154-155、157-158页。）。教理先生和学校教师在协助教士对信徒进行正规教育方面是不可缺少的。但在此之前，他们都是从旧教民中招聘。他们接受这项任务多是出于热忱，薪水十分微薄。志愿者人数很少，其素质也不高。由于资金不足，对水平较高者也没有更好的报酬，尽管他们时常要养活多口之家。这些人员在教民基层团体的日常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改善他们的状况，并改善教民团体与非教民之间的日常关系便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为此，一个按照约瑟芬会式样创建的男子修士会，即圣保罗会(Paulistes)于1895年建立。修士从年轻的志愿者中招收，他们在正定接受专门的教育，穿着与百姓一样的黑衣服，并且每年都要搞独身誓约。

　　经过重组，代牧区由8个分教区组成，各分教区有一名主持，由二三名传教士辅佐。1897年5月时，有3个分教区由中国传教士主持，两个由意大利传教士主持，一个由荷兰传教士主持，一个由叙利亚传教士主持，一个由法国传教士主持（注：遣使会档案，C161-Ⅱ-6-9，1897年5月8-15日对正定府的教规检查报告。根据遣使会的规定，每两年要进行一次教规巡回视察。负责教规检查的神甫要向总部提交一份关于每个代牧区宗教活动和教士的报告。）。但是，有4个外国传教士由于年老体弱或年幼缺乏经验不能实际主事，不得不将主持工作交给中国教士（注：遣使会档案，C164-Ⅱ-6-5，文化神甫(P.Waelen)给遣使会总部的汇报，巴黎，1900年1月11日。该传教士曾主持顺德分区，当时路过巴黎。）。1899年，代牧区失去了6名欧洲传教士，其中5名去世，一名离职。在剩下的10名外国传教士中，有4名风烛残年或疾病缠身，已不能理事（注：遣使会档案，C164-Ⅱ-6-5，和生春神甫给遣使会总部的信，正定府，1900年5月19日；中国神甫郭鉴原给遣使会总部的信，正定府，1900年5月13日。郭神甫在信中恳求派新传教士来，并建议都派法国教士。）。

　　外国传教士有的在代牧区公所培训修生和讲授教理，有的在各基层团体巡回做弥撒，听取忏悔或主持圣事。顺德的传教士承认，他本应到57个地方传教，但只能完成一半。因为道路和交通十分不便。大部分教民每年只能见到一次教士（注：遣使会档案，C164-Ⅱ-6-5，文化神甫给遣使会总部的汇报，巴黎，1900年1月11日。）。在教士的居住地，宗教活动要正规得多。1895年，在有1 000名教民的宁晋县唐邱村，有400名信徒每天参加弥撒。该教民基层团体从法国请来一尊两米高的卢德圣母像和一些彩绘玻璃窗，这吸引许多人远道而来参加庆典（注：遣使会档案，C164-Ⅱ-6-5，董若望神甫(P.Coursières)给教规检查员的信，1895年5月15日。）。在代牧区公所经常组织大型宗教庆典是将各基层团体的信徒集合在一起的机会。在这种场合，所有人都被安排住在公所，当地名流和当局代表也受到邀请。1892年，包儒略主教还按中国的方式，把董主教的遗骸迁入一座专门为其修建的祠堂。这一隆重的迁葬仪式使当局、名流和教民汇集一堂。1895年12月，2 000名朝圣者从代牧区各处汇集到一起参加瞻仰神奇圣牌的仪式。地方当局也受到邀请。在花团锦簇的巨大圣母像前，镇台也深受感染，以至于问包主教他是否也应施礼，或按中国人的做法跪拜。包主教安慰他说，只需躬身行礼即可（注：遣使会档案，C164-Ⅱ-6-5，吉隆神甫(P.Giron)1895年12月1日的信。）。这次邀请当局和名流共同参加庆典的做法与1890年的同一庆典大相径庭。那一次，当局和非教民完全被排除在外，他们对城中规模宏大的教民集会深感不安（注：遣使会档案，E28-Ⅶ-18，都主教的信，正定，1890年9月18日。）。

　　教规检查员1897年的巡视见闻提供了一些教民同教士关系方面的情况：某个中国教士对教民的评论过于尖刻；另一个中国教士介入他们的私生活太深……两个欧洲教士得到的评价是对信徒过于蛮横和生硬；教民反映，另一个教士缺乏热忱。还有一位教士曾被带到代牧区中心公所，因为他堂区的信徒抱怨他为修建工程和宗教仪式征缴过重（注：遣使会档案，C164-Ⅱ-6-9，1897年5月8-15日对正定府的教规检查。C178-1-2-8，梅神甫给遣使会总部的信，正定府，1891年6月24日。）。但总的看来，教规检查员的印象还不错，尽管他对包主教个人并无好感。他感觉气氛是好的，并认为“这里是组织得最好的教区之一”。

　　都主教在1891年离开正定府时强调说，在中国所有代牧区中，这个代牧区“不愧为一颗珍珠”（注：遣使会档案，C178-Ⅰ-2-8，都主教给遣使会总部的信，北京，1891年6月27日。）。1900年初，该地区的传教事业出现了大发展，如以下统计所显示：

　　教民数量：32 262人

　　欧洲遣使会教士：10人

　　中国遣使会教士：9人

　　助理修士：2人（负责物资供应的欧洲人）

　　中国俗间教士：10人

　　修道士：男9人（圣保罗会中国修士）

　　　　　　女60人（52名中国约瑟芬会修女和8名欧洲慈善会修女）

　　教理先生：174人（男98人，女76人）

　　传教士会所：9个

　　修院：2所，有修生56人

　　教堂与小教堂：257座

　　女子师范学校：1所，有学生45人

　　中学：2所，有学生71人

　　小学男校：60所，有学生775人

　　小学女校：37所，有学生637人，其中1/3不是教民

　　作坊：1个，有儿童21人

　　缝纫工场：10个，有女孩356人

　　男孤儿院：1个，有孤儿21人

　　女孤儿院：5个，有孤儿604人

　　传教士抚养的儿童：3 006人（其中1 167人为全部抚养，1 939人为部分抚养）

　　施诊所：2个，治疗48 181人次

　　医院：2个，其中1个治疗男患者，住院762人，另一个治疗女患者，住院307人

　　养老院：1个，收留男子31人，妇女45人（注：该统计根据AE，NS/664，1898-1899年间遣使会的传教活动，以及遣使会档案，D16-4-Ⅴ-23，包主教1893-1894、1897-1898、1898-1899、1899-1900年的传教汇报；778-1-a-3，圣子会在直隶西代牧区1891-1892、1895-1896、1896-1897、1899-1900年的活动汇报。）

　　这些事业的发展并未导致入教人数大量增加。1880-1895年，接受洗礼的成年人数量保持在每年350人到400人之间，有时会降至350人以下。1895年后，这一数字超过了400人，到1898-1899年时达到515人。但到1899-1900年时又降为416人（注：遣使会档案，D16-4-Ⅴ-23，包主教1893-1894、1897-1898、1898-1899、1899-1900年的传教汇报。）。导致人们入教的部分原因是教会对最贫困的信徒提供物质帮助。这种帮助当然会把许多贫苦家庭吸引到教会来。1888年大旱，正定府的传教会对儿童大开学校之门，不仅向他们提供教育，而且还提供食物，此外还向教民基层团体大量布施（注：遣使会档案，D16-4-Ⅴ-23，都主教的传教汇报，正定，1889年9月27日，1890年9月30日。）。1890年夏天可怕的大水灾使该地区到天津均遭水淹。水灾发生后，传教会在冬天向20 000个教民提供了救助（注：遣使会档案，E28-Ⅶ-18，教主教的信，正定，1890年9月18日；教主教的传教汇报，正定，1890年9月30日，1891年9月28日。）。由于资金有限，除了对孤儿和在校学生外，代牧区平时并不向教民提供食物。另外，对新教徒的严格培训也使那些寻求物质利益者望而却步。至于那些想逃避法律追究的屡教不改的惯犯和昔日的盗匪，从1880年起，他们便已不能得到教会的袒护（董主教曾滥用这种袒护），包儒略主教主持代牧区后更是如此。关于异端教门和秘密社团，只在获鹿县西里村的一个新建基层教民团体中发现过一例。但这里对天主教的皈依可上溯到1860年代末的董主教时期（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45-46页。）。因此，不能把张力和刘鉴唐在《中国教案史》中提出，并被许多著作引用的论点用于正定府代牧区。这种论点认为，基层教民团体主要是一伙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吃教的”或“恃教的”穷人和亡命徒（注：张力、刘鉴唐：《中国教案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364-368页。）。应当指出，遣使会传教士与新教和耶稣会传教士不同，他们本身很贫困（贫困是其宗教修会特意保持的特征，该修会于17世纪由巴黎的穷人使徒圣樊尚创立）。1900年前，遣使会只有一个“为初学教理者备餐”的事例，即向愿意在冬季来教理学校学习的人免费发放饭食或金钱补贴。这是1895年冬天，在保定主教区清苑县东吕村，林懋德神甫(P.Jarlin)首次引入了这种做法。因为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满足战争所需，农民过冬的贮备被征缴一空（注：遣使会档案，主持东吕区的特雷莫兰神甫关于保定府林懋德主教的笔记，1933年。）。因此，应当认为，正定府代牧区的教民从教会得到的主要是一种心理支持、一种慰藉和某种人际友情。这使他们在灾难和痛苦生活中不再感到孤立无援。他们的皈依和成为天主教徒肯定不是由于哲学或神学的原因，但也不是利欲熏心。这纯粹是出于人道的原因：其中当然有施加保护的需要，但也有相互帮助和无私行善。

　　5.有益于共同福利的服务事业

　　教会对儿童和病人提供的慈善事业似乎在教民和非教民的精神上产生了实际影响。这项活动完全由8名修女承担，负责的是位强有力的人物——盖尔兰修女(Soeur Guerlain,1841-1931)。她曾在瑞士和罗马任职，1882年来华，在正定度过了她的后半生。她献出部分个人财产，以修建和扩大孤儿院、缝纫场、学校和施诊所。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妇女教育事业中，以至于包主教曾责备她对属下的中国女子过于宽容了（注：遣使会档案，C161-Ⅱ-6-9，博斯卡神甫给遣使会总部写的关于他在正定府检查教规情况的信件，北京，1903年9月3日。）。女孤们先被送奶妈家寄养，再在孤儿院养育下上完幼儿园，然后被托付给教民家庭，以便继续读完小学。她们出嫁前还要进缝纫场学一门手艺。正定的中央公所小学也招收非教民女孩。1900年初，在152个学生中有27个非教民（注：遣使会档案，C164-Ⅰ-a-15，修女慈善会在正定的成就一览表，1901年2月1日。），有几个还是该城最富有家庭的子女。为便于她们以及她们的母亲来校，修女们让人在学校花园临街的墙上开了一道门。这样，她们便不必从公所的庭院经过了。盖尔兰修女和包主教的善举，以及他们表现出的重视交流和思想开放，使正定城内反天主教会的成见和偏见明显减少。他们俩人都与附近大佛寺（或称隆兴寺）的一个住持结下友谊。这位住持甚至向天主教会的孤儿院布施。在正定教堂中避难的教民之所以能躲过义和团的迫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帮助。而且，他在临死前于1932年接受了天主教洗礼（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14、161-165页；遣使会档案，C178-Ⅰ-2-8，盖尔兰修女给修女慈善会主持神甫的信，1901年2月1日。）。

　　然而，在1900年初，正定城的官吏和名流之所以对天主教徒表现出好感，还有更加务实的原因。首先，天主教会定期向正定府的经济循环中注入资金。1900年以前，正定代牧区没有当地收入，不收取任何地租或房租（注：张力、刘鉴唐所著《中国教案史》中引用的地方档案资料反映的均为义和团运动后所得地产的情况。参见该书600-605页。）。教民的贡献也很微薄，其中包括用于修教堂的部分赠与、多数村庄为补贴寻访教士的生活费而设立的共同基金、请求作专场弥撒者缴纳的弥撒费等。这些钱财完全进入当地循环，并促进了经济活动多样化（交通运输、建筑材料、各种手工业）。但是，保证传教和慈善事业运转的主要还是每年来自法国的“传播信仰及实行救助”赠款。在19世纪80年代，该赠款的数额有很大增长。在19世纪60年代，董主教主持的正定府代牧区每年仅得到10 000法郎。1893-1894年，代牧区得到了107 420法郎用以维修医院、施诊所和孤儿院，50 000法郎的传播信仰补贴；弥撒费和地方收入也增加到9 450法郎。在这总共166 870法郎中，有1/5用于人员开支，1/8用于管理和维修开支，6 000法郎用于建设工程，其余近110000法郎都直接造福于教民（注：遣使会档案，D16-4-Ⅳ-10，包主教制作的1893-1894年收入支出状况表。）。1898-1899年的进项保持在这一水平，并略有增加（注：遣使会档案，D16-4-Ⅳ-10，包主教制作的1898-1899年收入支出状况表；D16-4-Ⅴ-22，直隶西代牧区传教活动，圣子会、医院和济贫院的账目，1897-1900年。）。按当时的银两计算，每年注入当地消费市场的总数有45 000两。这对于一种不发达的商品经济来说是个不容忽视的数目。正定的商家对此完全清楚，因为教会定期向他们购买大量的粮食、煤炭、肉类、蔬菜、食油和蜡烛。官吏对此也很了解，当地财源的增加对他们大有好处。教会通过自身的需求和四处落脚，促使定州、正定、赵州和顺德以外的偏远地区开始融入现代城市经济和以天津、北京为桥头堡的直隶省的改革网络中（注：胡光明：《清末民初京津冀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探源》，见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324-335页。）。

　　义和团运动前夜，代牧区的天主教民与其他民众和睦相处的另一个原因和表现是“教案”大幅度减少。1860-1871年共有教案13起，几乎所有教案都牵涉新的教民基层团体。1871-1884年有3起，都发生在1881-1884年间。1885-1900年间只有1起教案（注：笔者的计算是根据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存总理衙门档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清末教案》1、2册（中华书局，1996年）。）。最后这起教案发生在1898年，纯属一起私人纠纷：一位入教的武生员撕毁了其女的婚约；身为教理先生的中介人可能没有转交全部补偿金。于是，3年后，即1898年底，当被父亲送入教会小学学习的女子完成学业时，遭拒婚的男方家将她劫持。因此，女子的父亲提起诉讼。由于当地一廪生支持不识字的男方家族，该案的诉讼出现麻烦并久拖不决。包主教对此案深感厌烦，并视之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曾试图就地私了，但未能如愿。1899年4月，他借去北京巡视的机会，请北京主教樊国梁要求总理衙门出面干预，以便尽快了结此案。法国公使馆对此一无所知，也丝毫没有干预。总理衙门将此事通知了直隶总督裕禄。不久便作出了判决：将女子送还父亲，被拒婚的男方家也免受任何指控（注：有关这一案件的资料见《教务教案档》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114-119、122-130页。）。在1880-1900年间，代牧区中肯定还发生过教民与非教民之间的其他私人诉讼。但是，除了一名中国教士外，其他僧侣都拒绝介入其中。这名中国教士还因此受到包主教和教规检查员的批评。实际上，这类诉讼并不比当地其他居民之间的诉讼更多（注：遣使会档案，C161-Ⅱ-6-9，1897年5月8-15日对正定府教规检查的汇报。）。

　　正定府代牧区的教民基层团体与当地社会保持的较为和睦、信任，即正常的关系表明，1860年后建立的教民基层团体及其特殊性最终基本为人们所接受，他们免交迎神演戏钱的特规在农村日常生活中不再引起很大问题。这一规则得到地方董会的承认并开始实行。正定府代牧区的情况与保定代牧区大相径庭，与直隶东南代牧区的河间府和大名府的情况也不一样。这里不能赘述它们在当地社会、教民基层团体形成、团体资金状况、中外教士的传教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但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时常提到的，义和团运动前夕教民与非教民之间存在激烈敌对的笼统说法至少不能准确地反映正定府代牧区的情况。并且，我们对直隶其他地区和华北其他省份的情况都有必要进行细致、客观的批判性审查。

二　同义和拳的冲突及其后果

　　正定府代牧区位于直隶中心，在建设中的京汉铁路线上。它拥有众多教堂和32 262名教民。所有这些都应使它成为义和拳活动所针对的目标。包主教在1900年9月写道：“4个邻近的代牧区已遭到破坏。由于士兵经常由此经过，我们代牧区的地位显得十分危险。尽管如此，这里仍是本地区遭破坏最少的地方。”（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给总部的信，正定，1900年11月13日。）实际上，直隶中部的传教士大概后来才知道山东发生的事，更晚些才意识到当地教民基层团体的危险处境。遣使会教士很少读报，而且报纸来得很迟。例如，主持宣化府分牧区的传教士是1900年4月29日到北京参加林懋德主教就职仪式时才得知一场庞大的反洋人和教民的运动即将发生。回到宣化后，他看到宣化城也开始沸腾了（注：奥斯塔夫·费勒：《遣使会在中国的历史，1699-1950》，269页。）。

　　1.迟来的敌对

　　在正定，传教士们直到1899年底时还在信中说当地平安无事。1899年4月8日，义和拳在大佛寺举行了大规模集会，在会上，赵三多接受了白莲拳的帮助（注：见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9页。）。然而，传教士们好像完全不知此事，尽管大佛寺就在教会公所附近。或许，他们并不为此担心。的确，包主教当时正在北京巡视，北京主教樊国梁肯定向他通报了山东发生的事件，但他并未对此十分警觉。直到1900年1月初，冠县梨园屯发生冲突的消息才传到代牧区教士和教民的耳中，但他们认为这些都离他们很远（注：我在这里引用了孟爱理神甫的记述，见《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858-1933年》，110-117页。作者作为正定代牧区的传教士，亲身经历了这些事件。当时他是宁晋分牧区的主持。）。1900年5月，风声越来越紧了。到处都设立起拳场。正定府的镇台派兵驱散了宁晋县孟家庄的一伙拳民（注：中国的资料得到一个名为南孟庄的村子，并说事件发生在1900年1月。该资料还说此后发生了攻打唐丘（邱）教堂的事件。对此，遣使会档案完全没有提及。如果此事属实，那很令人奇怪。因为该村就在孟爱理神甫主持的宁晋教区，他甚至就住在唐丘（邱）。见《义和团运动史资料丛编》2辑，中华书局，1964年，76-79页。），但其他的团伙在别处又组织起来。教民们在街上到处被人骂为“二毛子”。

　　到1900年6月29日，头一次最激烈的行动在顺德发生了。这里的教民基层团体是新建的，当地名流早就想把教士赶出城去。该城上一次事件发生在1892年初：有人偷走了教堂的圣餐杯和衣物；两个月后，有人在夜里放火烧教士的住所。但所有这些都是趁教士在城外传教时干的（注：凶手第二天早上便被官吏抓获，后来便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见遣使会档案，C164-Ⅱ-6-5，文华神甫给总部的信，顺德，1892年7月19日。）。同样，1900年6月，教堂在夜里被洗劫一空，这也是在遣使会中国教士张淑世神甫不在时发生的。义和团民最初是在白天攻击城里的新教教会，并杀死一名牧师及其妻儿。另一名牧师和他的妻子被士兵们带到正定，交给了当地官员。应当地官员要求，包主教在教堂庇护了他们，使他们度过动乱时期。为减少物质损失，平息拳民的破坏情绪，顺德知府叫人在公所墙上张贴告示，说该天主教堂已改作拳场。但是，在城南各村，所有小教堂都相继被流窜乡间的团伙捣毁了。

　　从5月起，包主教指示教士和教民们：出现严重危险时要集合到几个有围墙的村庄，以便自我保护。这种自卫方法在1864-1868年防范捻军袭击时使用过（注：《藁城乡土地理》（1923年刊行）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68年，13-14页。）。1900年6月和7月初，当形势过于紧张时便进行了这种集合。集合避难的地点是顺德教区的白厂、新厂，隆平教区的马家庄，柏乡教区的贾庄，栾城教区的油通村，藁城教区的托屯和桥寨，定州教区的治丘。在宁晋教区和赵州教区，教民基层团体的数量较多，相距也很近。这一地区全都组织起来，教民们不仅进行自卫，他们还多次向孤立的教民基层团体提供支援。

　　1900年6月，在望都南修建京汉铁路的5名外国雇员和工程师也到正定府代牧区公所寻求避难。他们领导人们修筑防御围城的工程。教堂被当做了物资仓库，人们在其中挖了一口井。附近乡村的所有教民和外国传教士都汇集到公所里。该公所原作过乾隆皇帝的行宫，因此四周封闭很好。此外，官吏们也不断表现出关怀和照顾。7月初，他们向包主教提出，如果他和传教士们要离城，他们可派一支卫队保护。包主教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不愿抛弃自己的教民，而且知道：新教的传教士尽管配备有卫队也得不到保护。正定府天主教代牧区收留了两个从山西的屠杀中侥幸逃出的牧师及其妻子、儿女。主教的好友，大佛寺的住持为拯救公所做了不少事。他散布传言说，欧洲大兵已经乘航空船在本地登陆了。他还让人在寺庙高处看大教堂内堆满了火药。那实际上是运来的一筐筐煤碳。驻扎在大佛寺的义和拳民信以为真，便放弃了攻打的念头，仅满足于摇旗呐喊，讨敌骂阵，并不时放几枪。他们不许城里的商贩卖给教民任何东西，并到处张贴*（注：以上和以下的信息来自盖尔兰修女1901年2月1日的信（遣使会档案，178-Ⅰ-2-8）。在事件发生时，她本人还在法国。她1900年11月回到正定，并在信中介绍了从幸存者那里收集的证据。）。为了阻止教民前来增援或外出求援，在4个城门都立起了一尊民间神像。所有路过者都必需向其跪拜，否则就要遭到严刑拷问，然后砍头。盖尔兰修女写道：“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文人、商人们不断到官吏处为传教士和修女求情，说他们不仅无可指摘，而且一贯对穷人和病人大施慈悲，收留了许多弃儿，促进了当地的商业。”一名在正定避难的铁路雇员设法经上海发出一份电报。他在1900年8月19日的这份电报中说，直到此时，他和他的同伴们尚未遇险，但请求迅速解救（注：AE，NS/637，中国铁路设计公司副经理的信，布鲁塞尔，1900年8月25日。）。

　　从1900年7月起，驻中国的铁路设计公司便计划从南方派人解救正定的避难者，但尽管悬赏额很高，还是没能在上海找到志愿者。于是，公司要求法国、比利时、意大利政府从天津派一支欧洲部队来解围（注：AE，NS/330，法国公使在比利时的电报，布鲁塞尔，1900年7月27日。）。各国政府认为另有更紧迫的任务，所以欧洲部队10月13日才到达正定。

　　包主教在9月8日通过一名愿意帮忙的官吏发出一封信。信中说，正定城的局势似乎平静下来，尽管对外联系依然中断。一名目击者说，用火炮武装起来的数千拳民在几公里外驻扎了数周，他们忙于控制周边地区，这也许是正定天主教公所免遭攻打的原因（注：莫里斯·冈多尔夫：《非洲轻步兵的袭击，正定府解围》，《日报》1901年12月19日。该记者曾随法国士兵前往正定解围。）。总之，正定的天主教徒感到，最严重的威胁并不来自城内而是来自城外，尤其是董福祥、荣禄和毓贤的过往队伍。这些官兵驻扎在邻近公所的寺庙里，并不断叫骂和放枪。1900年9月初，董福祥最后一次率兵经过此地时，他质问教堂的尖塔为何还在，教堂建筑为何还没烧毁。人们告诉他，里面伏兵太多，且大量火药会炸毁全城，因此不能攻打。有人建议他若不信可亲自试试。但他立即从那儿撤离，到城外驻扎去了。

　　在代牧区中心公所以外，教民所受的攻击更加现实，保护他们也更加困难。然而，攻击并非来自本村居民，而是来自外来的拳民团伙，尤其是与其合兵一处的正规部队。教民放弃的教堂和小教堂都被捣毁，他们都躲到更易防守的村子里。被义和拳民杀死的是那些不愿或尚未躲到设防村庄的零散教民。定州治丘村的情况便是如此。在那里，一个中国教士领导从附近来避难的教民进行自卫。在反击义和拳的首次进攻中，他们缴获了许多铸铁火炮，并用其加强防守。但是，1900年7月10日，义和团五六千人又来攻打。被围困的四五百教民有半为妇孺，他们未能阻挡义和团冲入村庄。攻入者未焚毁任何东西就撤走了。7月12日晚，教士为谨慎起见，带领所有村民向60里以外的桥寨村转移。载重过多的车辆落在队伍后面。邻村的义和团发现后，立即向驻有大量拳民的考彭求援，并袭击了车队。当前来接应的桥寨的教民赶到时，两辆车已被劫走，十几个妇女儿童被杀（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858-1933年》，115页。）。

　　在多数情况下，义和拳团伙不攻打防守严密的教民村庄。例如，7月31日，被隆平县某村请来的威县义和拳团伙便放过了马家庄，他们甚至绕道数里，以回避该庄，而从一更小的教民村通过。在这里，一群年轻教民不顾中国教士的哀求，对义和拳团伙发动袭击。他们立即遭到了报复：死亡18人，重伤6人，只有4个教民脱身。村民经常向单个教民提供帮助。7月30日，隆平县另一村的村民把义和团到来的消息告诉一个住在那里的女教民。她因为常给孩子治病而受人赞赏。村民答应将她藏起来，或帮她逃往马家庄。她谢绝了对她母子的帮助，并说自己要听天由命。义和拳进村后，将这位母亲和婴儿的人头砍下（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858-1933年》，116页。）。在正定府代牧区和直隶的其他代牧区，信徒中的弃教者极少，新老教民大都坚定地承受住了暴力的考验。他们中涌现出众多殉教者，这些人公开大声表达出他们的宗教信念，甚至不惜为此献出生命。这令传教士们感到惊讶（注：即便是对中国的传教效果从不神秘化和夸大的包主教也承认自己意外的满足。遣使会档案，164-Ⅰ-a-15，包主教给天津传教士刘克明神甫的信，正定，1900年8月15日。）。因为他们曾认为这些人的信仰不纯，主要受物质利益驱动。

　　2.非洲轻步兵的到来

　　从1900年8月起，正定府代牧区的基层教民团体已能互通少量信息，但仍无任何援兵到来。到9月初，除了中国人散布的种种传言外，传教士们再也得不到北京和天津的任何消息。他们从正定的官吏那里得知7月中旬以来山西教民遭屠杀的事。最后，在联军占领保定后，一支非洲轻步兵的法国分队被派到正定恢复与外界的联系。士兵们有一段路程是乘火车，另一段路程则要沿着正在修建的铁路徒步前进。在定州，官员设宴招待他们，送上大量的梨、禽蛋、牲畜和油炸食品补充军需，并向他们展示了砍下的人头。过分的热情款待已使法国军官生疑，他们怀疑这些被杀者不是危险的义和拳民，而是一些仇家或可怜的苦力。正定的欢迎仪式极为盛大。官员和包主教在城门外迎接。然后，官员坐轿先走，率队军官和主教则在众多中国人的簇拥下骑马缓行。教民们排列在道路两旁，一直到教堂门前。教堂被绿色植物和三色纹章牌所装饰。修女和教士们在那里等待举行隆重的弥撒。10月19日，非洲轻步兵支队向保定开拔，并带走了铁路雇员和新教的传教士，只给天主教传教士留下了60个朱阿夫兵（注：莫里斯·冈多尔夫：《非洲轻步兵的袭击，正定府解围》，《日报》1901年12月19日。）。

　　包主教似乎巴不得法国军人和在动乱中收留的外来人员尽早离开。他怕外国公使团不合时宜的干预和士兵的行为引起事端，以及发生导致普遍敌对的任何意外。在此之前，这种普遍敌对尚未发生。他这种担心是由于听到过外国军队在北京和保定的所作所为。加之非洲轻步兵招募的部分朱阿夫兵是黑人和阿拉伯人，这使他更加忧虑不安。与其愿望相反，联军指挥部又增加了兵力，以便到山西作战。1901年1月初，城中已有500名朱阿夫兵、一队轻步兵和炮兵。为了减少风险，控制联军和外来人员，包主教把军官和一部分人安置在公所里（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1900年11月13日给总部的信和1901年1月4日给同事的信。）。这样，在代牧区驻扎的外国军队才没引起大麻烦。直到1901年5月，代牧区最终送走军队后，他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1901年6月13日给总部的信。）。

　　3.清算赔偿及其后果

　　士兵在场毕竟有利于代牧区清算赔偿。教民死亡数量上升到150人，不少家庭失去了财产和房屋，4座教堂和顺德的公所遭到洗劫和部分拆毁，100多个小的教民基层团体及其小教堂被洗劫后彻底焚毁……（注：遣使会档案，164-Ⅱ-a-15，包主教给天津传教士刘克明神甫的信，1900年8月15日。）遭难最深的是顺德和定州的教区。为了与当局和当地民众平息矛盾，另外也为了不给法国反教权派攻击樊国梁主教提供口实，包主教设法避免公使团介入。他拒绝要求从大赔款汇算中获得赔偿，而宁愿直接与地方当局交涉赔偿问题。地方当局感谢代牧区主教能使占领军规规矩矩，因而对此满口答应（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1900年11月13日给总部的信和1901年1月4日给同事的信。）。人们开始估算损失。受主教委派与官吏交涉的传教士报告说，在代牧区南部，“越是在迫害中表现坚定的教民，在涉及赔偿时越显露出不良本性。他们的勒索和苛求永无止境。”这名传教士不得不强行削减明显夸大的损失估算，平息仇恨情绪，并减少那些同样饱受动乱之苦的非教民的负担（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858-1933年》，118页。）。

　　然而，代牧区当时只有5个能到分教区传教的欧洲教士。上一年的收成不好，教民们因饥饿和复仇心理而聚集起来，并时而对富户发动袭击。例如，在临城的一个矿主因提高煤价并禁止他人经营便遭到过袭击。一些当地居民也起而反抗为赔偿教会而新征捐税。教民们立即将他们视为新的*狂。武举人景廷彬领导的暴动便是一例。事情发生在1901年3月的广宗县，当时教会还未得到任何许诺的赔偿，但对百姓征收的数额超过了指定数额的1倍（注：孟爱理神甫：《正定府代牧区历史的笔记，1858-1933年》，119页。关于这次暴动，还可见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458-461页。）。为抵抗前来镇压的官兵，暴动者与原来的义和拳民联合起来，从而扩大和加强了势力。1902年4月，人们得知一个耶稣会神甫在路上被一小伙暴动者砍了头，中国教民基层团体中的慌恐不安达到了极点。法国公使也同样深感不安。他和法国政府一样，是个坚定的反教权主义者，对传教士及其教民的作为持批评态度。他不想为保护天主教徒而动用共和国的士兵，也不想因此而损害同中国的关系。然而，被杀的耶稣会教士虽是德国臣民，但同时也是阿尔萨斯人。所以，法国政府若无动于衷便极易在法国激起广泛的爱国情绪：人们会将此视为默认德国占领阿尔萨斯—洛林的一种表现，是民族背叛行为。

　　所以，法国公使派天津领事卡恩(Kahn)前去调查并与袁世凯商议此事。卡恩是个杰出的汉学家，也是犹太人。他主要的任务是了解对教民的赔偿是否是引发动乱的真正原因，教民方面是否有非法夺取义和拳民土地的情况。此外，他还要监督代牧区解除教民基层团体的武装（注：AE，NS/330,77-78页，法国驻华公使博给外交部长德卡赛的电报，北京，1902年5月21日。）。卡恩来到保定、正定府和献县，一路上询问各阶层人士，包括在旅店中遇到的义和拳头目。他的报告内容丰富有趣，这里不能细谈。报告的结论说，根据事实和普遍舆论，尤其是包主教的看法，耶稣会教士的遇害纯属偶然事件。代牧区主教和领事都认为，景廷彬的暴动主要是反对官府而不是针对教民和洋人。而且，广宗的教民受义和团之害较少，当地教民所需赔偿也不多，引发暴动的原因是为支付“大赔款”而征收的捐税。攻打教会只是近期暴动发展到威县和耶稣会代牧区后才出现的事，而且并未成功。包主教、樊国梁主教，以及直隶东南代牧区耶稣会主持人都认为：让交不起钱的村民用耕地赔偿教民，而且挨村挨户地上门征缴赔款，这只会更加助长敌意；同意这些做法是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还认为，应当放弃尚未征收的赔款，并以省政府出资赎买的方式将没收的土地归还原主。他们还同意：必须解除中国教民的武装，只允许欧洲传教士拥有部分武器和*（注：AE,NS/330，81-87页，卡恩领事给法国驻华公使博的报告，1902年5月18日。）。

　　在正定府代牧区，解除中国教民武装的事较快地完成了。代牧区主教开始归还没收土地，用教会资产补偿教民。但是，许多地方的协商工作进展缓慢，一些地方的教会借普遍贫困之机或接受各种赠与而获取土地。在正定代牧区，教会获取地产的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在1906年包主教去世后才大规模进行。与此同时，一场大规模的皈依天主教运动开始出现。这一现象是造成上述事件的部分原因。包主教在1902年1月17日写道：“新教民成百上千地涌来。我们没有办法关照他们。”谢儒略神甫(P.Lescure)说得更离奇：“暴风雨之后是一片晴朗，我们的代牧区正处于最伟大的和平时期。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如此的舒畅和自由……几个月以来，整个代牧区都掀起了非信徒皈依天主教的大运动。异教徒们不用叫便自动找上门来。我不久前又在本教区（赵州）的异教徒村中新建了5个教民基层团体。”（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1902年1月17日给总部的信；谢儒略神甫1902年2月22日给总部的信。）1903年，代牧区的成年受洗礼者首次超过了1 000人（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1903年6月2日给总部的信。）。1906年7月，包主教去世时，代牧区共有天主教徒40 000人（注：遣使会档案，178-Ⅰ-2-8，包主教所写1904年7月至1906年7月正定府代牧区的状况。）。获得赔偿金曾使该代牧区年预算增加到80 000法郎，其中1/4是用于重建和扩大房舍。但这些资金此时已用尽，法国来的补贴增加很少。代牧区必需自己开辟新财源才能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这些需求的扩大是由于信徒人数增加，更是由于教育、卫生和慈善救助事业的不断发展。发展这些事业不仅是天主教徒的要求，也是非信徒的要求。这种社会要求被略感惊奇的教规检查员汇报给遣使会总部。1901年5月，一个最年长和最有文化的中国传教士对这位在正定府巡视的教规检查员说：“应当请求总部给我们派些传教士来，尤其是法国传教士。”（注：遣使会档案，C161-Ⅱ-6-9，1901年5月5日至11日在正定府检查教规的汇报，天津，1901年6月18日。）1903年，他再次来到代牧区时指出：中国变化很快，内地的传教士对这些新产生的需求没有足够的意识（注：遣使会档案，C161-Ⅱ-6-9，在正定府检查教规的汇报，北京，1903年9月3日。）。

结论

　　本文在对正定府代牧区的研究中使用了法国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提供的许多情况是该地区中国方志中完全没有的（注：笔者查阅了以下方志：《正定县志》（1874年）、《民国正定府志》（1932年）、《藁城乡土地理》（1923年）、《栾城县志》（1872年）、《栾城州志》（1898年）、《定县志》（1933年）、《束鹿县志》（1904年）、《束鹿五志合刊》（1935年）、《直隶赵州志》（1897年）、《宁晋县志》（1929年）、《顺德县志》（1929年）。这些方志极少涉及天主教基层团体。这或许是由于撰写方志者对该主题不感兴趣。但是，1980年以来发表的河北省新方志也全然未提天主教民的存在，以及1949年以来对这些团体采取的政策。）。法国的档案资料表明，旧有的天主教基层团体如何慢慢走出阴影，逐渐与新的基层团体融为一体。这些新的教民基层团体起源于力求积极介入的传教热诚，但由于人力物力不足而很快被放弃了。

　　的确，教民基层团体地处分散，其信徒数量1870年已达21 000人，1900年为32 000人。而外国传教士的数量最多时只有十几个人，平时不足10人。中国教士的数量一般比欧洲教士多，但也未超过18人，其中只有二三个比较精通中国经典和文字，能与地方当局就民事诉讼等技术问题书写正式信函（注：在包主教任职期间，所有正式信函都由陈世骏神甫(1864-1913)负责书写。陈世骏是直隶元氏县人，是包主教最亲近的心腹。除陈世骏外，当时在代牧区只有一个名叫张廷安（藁城县人，1866-1914）的教士能够撰写正式信函。但是，包主教不赞成他过于主动介入当地纠纷，并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他这样做。参见前引1897、1901、1903年的教规检查汇报。）。在这种条件下，僧侣们如何会整天去挑唆和支持法律纠纷呢？代牧区的欧洲教会领导人采取的政策是：与教会外的地方当局搞好关系，开展活动严格限于宗教和慈善方面，以求改善教民素质和赢得他们的尊重，甚至赢得普遍的同情。1870年的天津教案，尤其是1891年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起义和热河的金丹教起义，更加坚定了这种政策。从此，代牧区天主教徒生活的特点便是重视虔诚和仪典，关注教育和保健。天主教会机构像一种服务机构一样融入到当地社会中，从中受益的不仅是它的信徒。这种服务在财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也能造福于周围百姓。其影响范围越来越大，于是敌对态势便趋于消失，相互对抗逐渐让位于和睦相处。

　　正定地区教会的风土驯化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文化？毫无疑问，与天主教教民关系的正常化表明了文化方面的变化。但是，要说天主教会传播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西方”文化，这可能会引起异议。当然，当包主教作为年轻的传教士在顺德讲道时，他很愿意展示钟表、小型机械、照片、精制工具等“欧洲玩艺儿”，但这些物品在该地区的买卖、使用或仿制并不广泛。教堂的建筑和装潢大都以葡萄牙或法国艺术为范本，但其表达和实现则大都是借助于当地中国艺术家和工匠的灵感。天主教学校接纳中国女孩，对她们进行职业培训，这些都是中国学校所没有的。在学校里还可学习使用来自欧洲的工具和技术，这些工具和技术比当地的要好。但是，学校里不教授法语，只有修生班学习一点拉丁文。按教规检查员的说法，他们学得很差。另外，大部分男女教师是中国人。

　　罗马天主教会一贯强调普世性。在中国，它的传教士远不像新教的传教士那样极力宣传本国的价值标准和为西方文明辩护。而且，这正是法国反教权派对传教士进行攻击的理由之一。极左的社会主义者尤其谴责他们完全丧失爱国主义和不顾法国利益。在外人看来，这种论战似乎太过分了。但是，它针对的是天主教会传教的特殊原则。实际上，这一原则在各地实施的情况千差万别，尤其是在中国。然而，在中国的传教团体中，遣使会成员也许是最不愿表现其民族特色和宣扬西方文明的了。这是遣使会特有的传教传统所决定的。正定府的遣使会传教士信守这种态度，并与法国公使团保持距离。他们不像北京的传教士那样千方百计地巴结公使团，以求获得关照。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是法国国民，甚至也不是欧洲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法国军队开进正定时，教堂只装饰了一块三色纹章牌，全然不像北京那样出现法国国旗的海洋。

　　正定府的天主教代牧区向当地文化中注入了一些新生事物。天主教信仰并不包括其中，因为它在旧有的教民基层团体中已经存在。这些新生事物主要是在教育、保健、社会帮助方面的集体服务观念。这种服务超越家族、社区、阶层的界限，旨在实现公共福利。在这方面，这一观念有助于甲午失败后改良运动要求的提出和发展。改良运动本身促进和扩大了当地人接受天主教徒的程度，尽管这些教民与他们有很大差异。是否应将这一思想开放称做“西方化”？也许将其称做“现代化”更加合适。

　　代牧区各村的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教民。但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任何村的居民都没有主动要求习练义和拳。义和拳是由路过的团伙引进的，这些村庄后来也都没有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对教民发动暴力的也都是外来分子，往往是与义和团合伙的官兵。受攻击的目标从来不是外国天主教教士，即便他们独自一人行动而且不带任何武器。奇怪的是，如同在顺德一样，人们似乎趁他们不在时才捣毁他们的住所。在人员损失方面，直隶省的遇难者为20 000人，而正定代牧区被杀的中国教民却很少，只有150人。应当指出，在直隶西部的这一地区，大部分天主教徒受到了邻里的保护或宽容。他们的邻里没有趁火打劫。激烈的敌对来自那些不曾接触和了解他们的外部居民。让当地人缴纳赔款使这些人感到不公正的原因也在于此。

　　如何解释这一地区义和团运动的特点？在这个洋人极少的直隶一隅，无论其口号如何，义和团回避外国教士，专杀中国教民并夺取其财产，因此很难被称做“反帝”运动。

　　与其他地区不同，这也不是一场宗教战争。因为，天主教会同当地有影响的佛教人物和信奉孔子学说的文人取得了和解。天主教会表现得更像一种依附社会的宗教，而不是支配社会的宗教（注：这一提法借自黎仁凯等编《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见该书67-68页。相反的是，该文作者极力表明与基督教发生的冲突的原因是：基督教是一种支配社会的宗教，而佛教和道教则是依附社会的宗教。）。我们也没有发现秘密社团或民间教门专门与天主教民作对，或在当地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痕迹。董福祥的队伍之所以表现最为激烈，可能是因为部分士兵是回民，由于信仰伊斯兰教而反对基督教；也可能是由于这部分军队纪律极为涣散可以为所欲为；或者是他们听命于自己的首领？究竟原因如何，尚待深入研究。总之，传教士的资料提出伊斯兰教反基督教的问题涉及的是北京，而不是正定府。

　　在这一地区，当地人参加义和团运动，以及发泄暴力的现象似乎应属于一种在危急处境中的自卫反应。在没有教民的村中，由于没有任何手段抵制从1894年以来不断升级的敲诈勒索，人们迎请义和拳师傅也是很自然的事。在有教民的村庄，为免遭掠夺和报复，义和团的拥护者只是在有义和拳团伙经过时才抛头露面。后来，天主教教民便成了一种集体恐慌和普遍不安的替罪羊。他们的邻里也随波逐流，为的是不使自己成为牺牲品。有的则被宣传和气氛所感染，但他们并不自发和主动地使用暴力。这种通过对少数团体实施暴力所表达的自卫反应丝毫不具有民族意义。在任何时代和处于非常时期的任何国家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它所表现的不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个人和集体的恐慌。此外，我们还要自问：在正定府代牧区，从1901年开始加快发展的皈依天主教运动难道不是这种自卫反应的翻版吗？我们尤其不应从这种反应中得出天主教民与当地社会关系紧张的极端性结论。

　　最后一个问题是：本文所描述的正定府的情况是不是一种例外，一种不正常现象？即在对义和团运动作总体解释时，应赋予正定府何种重要性？正定府的情况无疑非常不同于保定、北京、献县和冠县。本文提供的资料肯定尚不足以对整个义和团运动作出新定义。但是，它们表明：人们对上述地方得出的结论也不应被普遍化；对天主教教民及其与当地社会的融入情况进入深入、客观的具体研究十分必要，舍此不能准确地评价义和团反洋教斗争的性质，也不能判定这种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可称为民族主义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作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