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基本性质问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答。从当时的张汝梅到近年的George Steiger或戴玄之，有一派的看法认为拳民代表了忠于朝廷的地方自卫力量，其中甚至有人认为拳民的仇外是奉有慈禧的密旨的；而从劳乃宣以来，另一派的看法又认为义和拳在组织上是从白莲教演变出来的，因为白莲教属于邪教，所以义和拳是反清的，后人更认为义和拳因此也是反封建的。

这些对义和团基本性质的歧见所以会产生，部分原因是由于义和拳运动本身没有产生一个指挥全局的领袖，或留下明确的*纲领，及其他历史文献。义和拳运动不象乾隆年间的白莲教或嘉庆年间的八卦教，没有系统化的组织可供后人研究他们的信仰、组织成员、成长过程。当时称为“义和拳”，“神拳”，这些名称可能自拳术传习的派别上而来，而这些流派又可能与白莲、八卦教有关，但是这种组织上的关连，并不能解释光绪年间义和拳运动最关键性的特色：那就是他们仇教、反帝的活动，及“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这些*倾向与宗教仪式都不是以往白莲教信仰的重点，而往日白莲教信仰上的核心——“无生父母”的名称却又从来不曾在义和团的口号、歌诀等里面出现过。因此，我认为从组织上的关连着手，不能解答有关义和拳本质的真正问题。

当然，山东冠县在乾隆、光绪年间，两次都是义和拳的发源地，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如果能够找到这两时期之间，冠县地区义和拳活动情况的资料，一定大有助于我们的了解。但是在研究的现阶段上，我认为追溯义和拳运动的组织源流，不如探讨义和拳形成地区的社会背景；所以我想首先分析义和拳发源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其次找出清末这个地区促成动乱的新因素；由于我认为大刀会是光绪年间义和拳的前身，所以也要找出1890年促成大刀会迅速成长的原因；最后，我准备叙述义和拳成长的过程，探讨一下1898—1899年间在京津地区完全成形的义和拳运动是怎样一步步演变而成的。

这篇论文只是一个初步探索的结果，文中提出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去研究。我个人对义和拳运动这个问题是末学，比起在座的各位前辈先进，我的见识实在十分浅薄，这篇论文所以能勉强凑成，我得感谢中国各位先生的帮助，尤其是山东大学的同事们，及明清档案馆的几位，慨然借看有关义和拳的珍贵史料。我的论点中不免有不当的地方，是各位所不能同意的，我希望各位能透过这个讨论会的场合，多多给我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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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刀会及义和拳的发源地在鲁西，以及邻近江苏、直隶的边界上，而以二个地区为最重要：（一）鲁西南的曹县，单县，江苏北部的砀山，丰县和沛县。（二）直隶、山东交界上的冠县梨园屯一带。梨园屯是冠县的飞地，距离县城130里；今天属于河北威县。（三）鲁西北的平原，茌平一带，也就是南北官道所经过的地方，这是朱红灯的活动地区。

清末跟今天一样，山东境内鲁西比胶东贫困，盐碱地多，常有水旱天灾，我们可以引曾做过高密知县的季桂芬在一封信里所说的话：

侄自接到省宪札委，饬赴鲁西东昌、曹州一带查勘淤塞河道及荒旱情形，即于月初登程，路经茌平，地方贫苦，然各庄习义和拳者则不下数百处。（季桂芬致泰安道姚松云书，1899年10月13日，见《山东近代史资料》（1961年，济南），册三，页191。）

说明自胶东到鲁西，最明显的印象是鲁西的贫困及义和拳的普遍。

　　鲁西不仅贫困，而且多天灾，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看1868—1895年间天灾的统计，并且在地图上标出来，就会发现义和拳的发源地其实是天灾比较少的地方。（图一）<&8102109a,100,105,图一　山东省各县因受灾蠲免税年数&><&8102110a,92,137,图二　山东省各县田地出租百分比&>曹县固然年年有天灾，但是茌平和冠县在这段时候没有因天灾而蠲免过税，平原只有四次，最近的一次在1877年。这个统计自然不包括光绪二十四年的黄河水灾；那次水灾对茌平的影响特别大。然而，大致说来，义和拳活动的地区和常有天灾的地区之间是并没有直接的关连的。

　　天灾与义和拳的发生，却可能有间接的关连，这是因为天灾之后，灾区人口往往流动性增高，出门“逃荒”，间接影响到没有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

　　运河航运的衰落也促成了鲁西的经济萧条。根据1910年的聊城县志，聊城“昔年河运通时，水陆云集……迄今地面萧疏，西商俱各歇业，本地之人谋生为倍艰矣”。（见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引文；文见《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1年，北京），页69。）

经济不景气之余，地方治安受到连带影响，曹州、徐州地区原本就以盗匪多著称，一个住在曹州的传教士有这样的记载：

　　曹州恶名彰著，是土匪滋长的地方，成群或阖村械斗，几乎无日不有；有几回且成为大规模造反或革命运动的策源地。（George Stenz，The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SVD；trans．by Elizabeth Ruff．Techny，Illinois：Mission Press 1915，PP．36，71。）

光绪年间，沂州盗患也很严重，据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

　　沂州府属之□山，费县与江南邳、宿毗连，同为盗贼出没之区，本年春间雨泽愆期，粮价昂贵，又值各路裁并营伍，外来散勇积匪臧公□，宋四等勾结无业游民，于两县交界东庄寺，车辆等处啸聚数百人，携带洋枪器械，向附近村庄以借粮为名，肆行劫掠，勒索马匹，枪械子药。（张汝梅，1898年6月30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册一，页16—17。）

而江苏，徐州的情况就更严重，根据我所见到的刑部题本盗案类，1890—98年间徐州盗案之多恐怕是全国之冠。

这些地区既然向来多盗匪，所以多数的村庄组织严密，筑寨自卫，有武装团体，大刀会本来就是村庄自卫的一种组织。

然而，山东、直隶边界上盗匪的出没在1890年代却是一种新情况，很可能是运河航运衰落及山东连年天灾的结果。从官方文件记载里可以知道，冀州南宫一带，1894年、1898年之际，虽然邻近的山东有水灾，而南宫的治安仍然十分平靖；到1899年初，却不但是村庄，而且连小镇都被土匪抢劫，以致商旅断绝，市镇萧条，这个记载，是根据一个回乡御史的报告的。（孙朝华，光绪25年1月30日，见明清档案库录副奏折。）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知道义和拳三个主要发生地当中的两个地方，曹、徐及梨园屯附近，在十九世纪末叶都是匪患严重的地方，但在第三个中心，也就是茌平、平原地区，情况就不同了。1935年茌平县志上说：茌平“民国以前，人民不知土匪为何物。”我在刑部档案里也没见到过平原地区匪案的报告，所以我们可以说，茌平、平原一带的环境气氛与边界地区大为不同。

在这个贫穷，经济不景气，盗贼极盛的环境里，当地社会的阶级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非常有限，清末当代的统计固然没有，民国以后的统计一方面不可靠，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到晚清以后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个问题是一定得讨论的，所以，以下我们就作一个初步的探索。

在农村社会里，土地分配的情况是决定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我们都知道，华北土地的分配比较平均，佃户比在江南、广东一带少得多，但是在华北或山东境内，土地的分配有没有区域性的差别呢？我根据1933年的《中国实业志·山东省》及1918年的《农商统计表》作成第二图，根据景□、罗□对山东经营地主的研究和卜克的调查，加以修正，把山东省境内各县出租地占耕地的百分比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发现出租地主的现象在义和拳活跃地区以外的胶东固然很显著，但是就义和拳地区来说，出租地主的现象在鲁西北十分罕见，在鲁西南比较常见。假如我们把大刀会也很活跃的苏北邻近地区也包括在图上，我们就会发现苏北的出租情况跟鲁西南相似。清末关于这些地区的文献记载都支持我们这种看法。

鲁西南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财富、*影响力分配的不平均及直隶、山东、江苏边界上极度不稳定的状况，共同促成了当地特殊的社会结构，一个曾经到宿迁附近一个土豪家访问过的传教士有这样的记载：

我们可以说是造访了他的“寨”，因为他的砖房外面不但有深沟高墙，而且还有两座四层楼高的塔。他的花园、凉亭及奇花异草可能是苏北这一带最好的。他是地方上真正的统治者。他哼一声至少有六七个人答应，他家大门口每天至少有上百个邻人来领赈，他虽然有六千亩地，但是今年情况也不好，连他家人的子弟都面有菜色。（North China Herald 30／5／1898．（Hereafter cited as NCH））

日本农业经济学者天野元之助在他的《山东农业经济论》里面说：1930年代山东单县、曹县地方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佃户经常要为地主服劳役；当地俗语说，鲁西南的地主“有官差，没官肚子”；也都说明了同一种情况。（天野元之助，《山东农业经济论》（1936，大连），页204—206。）

　　山东大学在1960年所作的义和团调查资料中，也反映了鲁西南、鲁西北在土地分配上的差别；所出版的调查报告里所举的七个大地主的例子，都是鲁西南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1960，济南）页5—6，64—65。)在平原、茌平的调查资料中，就常见到农民回忆说他们村里没有“大户”或“财主”，或即使有“财主”，拥有的土地也不过80到150亩；他们并不租出，通常雇工耕种，这样的剥削比较资本主义化，地主、雇工的关系上封建意味比较淡。我自己今年春天去访问过鲁西北一带的老农民，也得到同样的印象。我认为鲁西南、鲁西北在社会结构上的差别是既明显又值得重视的，所以以下我想谈谈这种差别在大刀会演变成义和拳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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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拳运动的显著特征既然是仇教、排外及反帝，我们就应该从客观及主观两个角度上看帝国主义怎样在鲁西地区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

　　经济上一般说来，帝国主义最明显的影响是透过洋线的输入，破坏了农村的手工纺织业。在恩县庞庄传教的美国教士史密斯就曾经报导过当地农民以往靠手工业作为主要副业，以维持生活，而自从洋线输入以后难以维生的情况。(Arthur H.smith，China in Convulsion（N．Y．：Fleming H.Revell，1901），v．1，PP．90-91；also Smith，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N.Y.．：1899），p．276。)史密斯所提供的资料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尤其为运河淤塞之后，这个地区交通阻绝，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不能深入，远不如在沿海地带。我今年春天在这地区访问的时候，当地老农民告诉我，他们在1920年之前没有见过洋线，而当地的土布市场直到解放以后还继续存在，换句话说，如果义和拳运动是由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所直接引起的，那么就应该发生在江南、广东一带，或者如果在山东，就应当在烟台一带；而事实上，义和拳运动的发源地既然在经济上比较不受外来影响的地区，我们探讨义和拳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就应该着重在经济侵略以外的因素上。

　　就客观形势上的分析是如此，从主观角度上看，我们也知道农民排外时候的重点是反对洋教，而不是反对洋货。在这儿应当注意的一点是：鲁西地区的传教士多半属于天主教（旧教）；烟台、登州地带才是耶稣教（新教）的主要活动区。平原地方的农民说：“耶稣教比天主教好些”；又说：“义和拳是反对天主教的，不是反对耶稣教的”，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光绪二十四年，一个在苏北的耶稣教传教士就提起过那几年天主教教士干涉讼案，压迫人民的情况：

近来天主教教士及教民在地方上形成一种新的压迫人民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外国教士的权威跟地方官一样，而且中国百姓常常从惨痛的经验里，发现外国教士代表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只要信了天主教就可以得到外国教士的保护，也就是外来权力的保护。讼案有教士代办，一定可以占上风，而凡没有信教的人都要吃亏。(NCH 9/1/1899.)

调查资料也说明，鲁西农民所仇恨的是靠洋教撑腰的教民。聊城农民说这种情况叫“称劲”，茌平的说法更好，说叫“撑洋劲”。外国传教士以干涉诉讼的方式建立起一套新的权威系统，可以直接跟清政府的最高统治阶层打交道；我相信帝国主义的这种*干预是引起义和拳反抗的主要原因。这种干预在当时造成了美国社会学家Tilly所说的“多元主权”的现象。根据Tilly的研究，这种现象通常在革命情况成熟的过程中出现。

值得顺带一提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鲁西南、西北社会结构不同，两个地区人民入教的情况也不同。鲁西北的教民比较分散，多半个别入教，教民人数占村里的少数，而且据调查，很多入教的人是新近从外地搬来的。鲁西南的情况就不同，经常全村一起入教，看来鲁西南地方各村因为常受外来土匪的侵扰，必须团结自卫，所以地方上如果发生冲突，通常以村作单位，是村与村之间的争斗。这种条件之下，如果全村集体入教，就更能巩固团结，加强自卫能力。至于鲁西北地区，由于天灾或从商的结果，人口大量流动，而且盗患的威胁比较小，所以农村社会内部的凝结力也比较弱，村庄内部可能分化，内部的矛盾就反映在少数村民的宗教信仰中。

　　现在让我总结一下儿以上的分析。义和拳运动发源在鲁西以及邻近直隶、江苏的各县，大体说来，是个特别贫困、天灾连年、经济衰竭的地区，鲁西南比较带封建色彩：地主的权力比较大，农村社会内部控制比较严密；但也是个比较乱的地区，许多贫户被贫穷所逼，转为盗匪。鲁西北地区，山东直隶边界上也有类似的匪患。但在本区之东的山东境内，这种现象就少得多。村里的殷实人家（事实上都不很富足）多半雇工种地，以接近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帝国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影响，就客观形势上说，大致是表现在对当地手工业的破坏上；但是对农民来说，更重要的是由洋教士，尤其是天主教教士（这种代表外来权威结构的人）所作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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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拳运动的三个重要特点是：一、仇教的倾向及反帝的活动；二、刀枪不入的仪式；三、秘密宗教的色彩。这三个特色的第一次同时出现，是在1896年鲁西南的大刀会起义中。山东巡抚李秉衡对这次起事的看法是这样的：

　　臣查大刀会即金钟罩邪教，由来已久，虽经地方官示禁，根株总未能绝。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其愚者以为可保卫身家，其黠者遂藉以逞其凶暴，兼以外来游匪从而煽惑，渐至聚众滋事……(李秉衡，1898年8月3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册一，页4。)

关于大刀会与“邪教”的关系，用不着我在这儿多说；我赞同路遥副教授及周海清的看法，把大刀会看作八卦教中的坎门。(路遥《义和团初期阶段的几个问题》，见《中国近代史论文集》（1979年，北京），册二，页674-675；周海清《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见《破与立》1976年6期，页34-35。)我只想提出两个疑问：第一，据说八卦教分文武场，大刀会属于武场，而以往八卦教的反清活动都是由宗教性比较强的文场带动的；根据一个在平原一带活动的传教士所举的事实，八卦教武场的拳师之中有的人对文场的内涵一无所知。第二，关于邪教、大刀会、义和拳以及洋教的关系，David Buck已经证明了白莲教或八卦教教徒常常为了逃避官厅的压迫而投洋教。平原八卦教的老师李大肚子生前先属文场，后也属武场，临死留言，叫门人弟子投洋教，外国传教士第一次进入庞庄，就是应李大肚子的一个徒弟所请的。(Henry D.porter,“A Modern Shantung Prophet,”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Hereafter:CR), 18:1(January 1887),PP.12-21.PP.17-18.Arthur H.Smith,'Sk- etches of a Country Parish,'Cr,12:4(July-August 1881), p.246.Smith与Porter都是在恩县庞庄传教的美国教士。)

白莲教徒、八卦教徒信洋教的例子不单在传教士的记载中可以见到，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里也包括了在冠县梨园屯左近的南宫县的一个例子。据当地的农民说，光绪初年，南宫地带白莲教相当活跃，知县发兵逮捕，法国传教士梁某对大家说：“我是传教士，谁想信天主教就举手登记，我保你们没事。”好几个白莲教徒就这样举手进了天主教。官兵果然不敢捉他们。

这样看来，如果说白莲教跟义和拳有关系，我们更可以说白莲教、八卦教跟天主教也有关系。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认为追溯白莲教跟义和拳在组织上的渊源不能够解释1899—1900年义和拳仇教反帝的活动。

由以上两点，我想提出一个初步的假设：入洋教的“邪教”教徒大概原来多半属于文场；武场在信仰上已经跟白莲教脱节，而成为独立的自卫或武术组织了。光绪年间，教民和洋人既然被鲁西农民当作大敌人，这些武场组织的一部份人就为了保卫乡里而动员起来了。

大刀会1896年的起义就是这种动员的第一次表现。关于这次起义，最完整的记载，大约是登州的基督教山东时报：

　　□言“掐诀念咒，画符饮吞，排砖排刀，浑身上下无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击刀砍，不畏火枪洋炮”。以其浑身功夫都用到枪刀不入之故也；所以又有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之名号。百姓为患盗贼，无法处置，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家，于是争相学习，不惜钱钞，富庶之家坠其求者几乎千万户。如果同谋捉贼，固为善举，而孰知其有大谬不然者。今年春始露形色，借端滋事，百姓有不随己者，群起而攻之，兵丁偶有触犯，鸠众而击之，天主教不信其能避枪刀，指为妄诞，会众就因此与天主教作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登州山东时报，《大刀会始止论》，1896年9月11日，见《山东近代史资料》册三，页183-184。)

　　我们用不着多谈这次起义的细节。我们所关心的是这次大刀会突然起事的原因。当然最基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对教民洋人的积怨；一般人民早已感到在民、教冲突之中不可能依赖官厅做公正的裁决，而1898年的客观形势里，又加上了甲午战败这个新因素，清廷的积弱更减低了人民的信心。人民纷纷转向自卫团体以求自保，李秉衡的奏摺里说：“……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可避枪炮，传习愈多……”正说明了这种现象。

　　山东半岛在甲午之战时也是战场之一，当地人民并没有辨清楚侵略者究竟是日本人，英国人，或是其它外国人，而把一切外人都当作敌人，一律仇视。(NCH 17/4/1896.)这种气氛促成民教矛盾进一步的尖锐化。

　　大刀会第二次的出现是在1897年的春天，在徐州西北部。(NCH7/5/1897；李秉衡折，1897年6月28日，见《义和团档案史料》册一，页9。)那年11月1日接着就发生了有名的巨野教案，说巨野教案是大刀会干的，大约是不错的。这次教案的后果远比本身情节重要；德国政府把握了这个藉口，占领了胶州湾，俄、英、法国跟着分别采取行动，造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形势。一般人民也许不能十分了解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严重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巨野教案及胶州被占对他们没有影响；就是说他们所受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地方上的洋教行动而来的；事态的发展助长了地方上教民的气焰。给农民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是素孚众望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德国人的坚持之下被革职，充分显示了洋教的威力。当地德国教士的报导，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两位神父死后，入教的人数大大增加，……这些异教徒恳求教会接纳他们，来找我的人数多到简直应付不了，……不久，整个教区都有这个现象。(Stenz,p.131.)

因为教会对教民最大的吸引力是能给他们撑腰，而巨野事件又显示了洋教的威力，所以1897年以后，教民人数的增加是顺理成章的现象。随着人数加多，教民声势大盛，这正是义和拳运动爆发前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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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方文件中，“义和拳”这个名词在光绪年间的首次出现，是在有关冠县梨园屯事件的记载里。梨园屯属于冠县飞地的“十八村”之一，这一带教堂林立，据说单在梨园屯附近就有十四个。

梨园屯教案的大致情节是大家所熟悉的，1887年为了扩建教堂，梨园屯的教民拆毁了玉皇庙，六名乡绅领头提出诉讼，从县衙门告到巡抚衙门，全都败诉。1892年以后，梨园屯抵抗洋教的斗争领导权就从乡绅转到本村一批青年庄汉的手里，他们自称“十八魁”，领袖叫做阎书勤，是个兼干活儿的贫农，略有几亩地，耕地之外靠贩卖及雇工维持。(戴玄之《义和团研究》（1963年，台北），页6-7；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1980年，济南）页259; NCH21/3/1898.)以下接连几年，十八魁领导村民与教民争地，双方缠扰不休，十八魁于是到邻近威县的沙柳寨，想拜梅花拳赵三多为师，起初被赵三多所拒绝，赵三多以往曾透过拳术，跟衙门捕役建立起关系，运用这个关系为被教民欺压的人民伸张正义，所以后来终于基于正义的考虑，纳十八魁为徒。(郭栋臣后来成为赵三多的秘书，所引见《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页328。)1897年春天，那一带梅花拳的徒弟在梨园屯聚集“亮拳”。这次梅花拳的示威有数千人参加。

　　关于这回亮拳以后的情节，各家记载的出入很多，其中冠县知县曹倜的笔记跟其它各家出入太大，恐怕不足采信，那回的亮拳似乎是和平结束了。而同年的春天就发生了拳民总攻击邻村红桃园教民的事件。这个发展才使官府领悟到排教运动的全面性，附近地区的五名地方官奉派到梨园屯北边的小镇干集去主持调解，跟当地士绅及赵三多会商的结果，约定将争执中的土地归还村民筑玉皇庙，另拨新地及款项供教民建教堂。许给赵三多廪生身份，劝诱他解散梅花拳。玉皇庙落成的时候村里唱戏盛大庆祝，1897年底，从表面上看来，一切都重新归于平静。

　　1898年春天，巨野事件，胶州问题之后，整个气氛发生了改变。梅花拳及村民虽然在地方上占了上风，而就全面的形势来说，正是洋人和教民鼎盛的时际。法国传教士把梨园屯事件告到济南新巡抚张汝梅的衙门，干集的协议被推翻了，土地又拨给了教民，并且下令逮捕十八魁，十八魁虽然闻风逃走，而官兵却驻守梨园屯维持秩序。不久，维持治安的军队转变成引起骚乱的因素。春天里，因为兵勇骚扰抢劫百姓，负责的武官被愤怒的民众所困，赔偿财物之后才算了事；(NCH18/3/1898。)那年秋天，兵丁打劫赵三多的大本营沙柳寨，引起全面的抵抗。张汝梅在致曹州镇台的电报里说，听说临清防勇常滋事，已经加以申戒，而近来历城县知县又自冠县得电报说小里固的兵勇到沙柳寨拿牛肉起衅，以致拳民聚众焚毁赵三多的家，迫使他进入直东生事。(张汝梅，光绪24年9月14日，见《山东巡抚档案》。)

　　以后的情节是大家都相当清楚的。1898年10、11月间，拳民周历各地，在直隶威县、曲周、广平及山东冠县、临清都攻击教民，赵三多的部众因为对抗不了有快枪配备的清军而终于解散，赵三多本人逃匿；大部份的拳民都解散了。根据当时一个武官的报导，“拳民中守本份的编入民团，以便保持连络。”(万培因电，1898年11月4日，见林学□所编《直东巢匪电存》（1906），重刊于《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册二，页35-36。在附近的威县赵家庄传教的法国教士Isorè的记载见“La chrètientè de Tchao-Kia-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CHine et Ceylan,v.1:105-113(1899)。)冠县事件到此于是告一段落。

　　以上这段发展，到底有什么意义？梅花拳到底是些什么人？组织上的源流怎么样？跟梨园屯事件有什么关系？跟义和拳及以后义和拳运动的发展怎样关连？这些都是关键性的问题。

　　光绪年间“义和拳”和“义和团”的名称首次在官方文件里出现，是在有关冠县事件的奏摺里。1898年6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张汝梅根据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的报告上奏说：

　　……至新立义民会名目虽系传讹，亦属有因，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直东交界各州县地处边疆，民强好武，平居多习为拳技，各保身家，守望相助，传习既众，流播遂远，豫、晋、江苏等省亦即转相传授，声气广通。历年春二、三月民间立有买卖会场，习拳之辈亦每趁会期传单聚会，比较技勇，名曰“亮拳”，乡间遂目为梅花拳会。上年梨园屯民教构衅，牵涉梅拳；本年正、二月间，谣言来有洋兵，梅拳遂又□集，以致远近惊惶，民教震恐，当经卑府传到赵三多剀切开导，晓以利害，即将梅拳解散，并令再传单聚会，自罗法网，自是以后，各路拳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见戴玄之引，页9-10。 )

这一段话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这个奏摺跟张汝梅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所奏的不同，(《义和团档案史料》册一，页14-16。)没有提到义和团，也没说义和拳是咸丰、同治年间的团练演变出来的。五月十二日的奏摺是根据毓贤的报告，而提出了“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的主张。我觉得事实上称呼拳民作义和“团”，很可能出于*动机，而不是很可靠的说法。(佐佐正木哉，“义和团的起源”，见《近代中国》二，1977：7，页132-134。)

　　第二，“梅花拳”的名号因为官方的警告，所以不用了，这跟郭栋臣的说法正相符合。根据郭氏的说法，梅花拳的领袖因为不赞同赵三多的仇教活动，所以要他不再用梅花拳的名号。以后1898年参加起事的遂称义和拳，而不曾参加的原来组织叫梅花拳。(《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页334。)

　　这样看来，强调练拳组织在动员民众上的功效是有问题的，因为原来的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介入运动。说冠县一带自乾隆以来即有练义和拳的传统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当危机形成的时候，拳术组织本身没有参与斗争，而顶多只为像赵三多这样参与了斗争的人提供了联络上的方便与号召的力量，赵三多之类的队伍是在危机之中临时集合成的乌合之众，这个组织上的弱点是义和拳运动来日失败的主要原因。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有关冠县义和拳的记载里，没有一件曾提起过喝符念咒或刀枪不入的仪式；后来的调查资料里也说得相当清楚，冠县的义和拳“不烧香，不念咒，跟神拳不同”，我们如果再参照郭栋臣的说法，说赵三多本人是1899年5月在直隶正定遇见河间拳师李某之后才接触到“铁布衫”功夫的，就可以发现，最先在冠县用“义和拳”名义的人并不是后来的义和拳，要找出真正义和拳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到茌平、平原地区。

　　1899年10月18日，义和拳在朱红灯的领导下，仗恃“刀枪不入”，在平原森罗殿首次与官军开战。朱红灯本人来自茌平。茌平跟冠县梨园屯一样，是天主教活跃的地方，也是义和拳盛行的区域。根据图一，我们知道茌平在清末天灾不算多，可是1898年黄河水灾的时候灾情却特别严重，黄河于那年8月11日在东阿决口，水势汹涌，茌平地方水深好几尺，许多村庄洪水久久不退，直到中秋；不仅秋获完全流失，而且冬麦不能播种；茌平的东、南部受灾尤其惨重，县里的主要灾区，就是以后义和拳兴起的地方。

　　根据调查，大水之前的两三年，茌平地区已经按了“场子”了。神拳也是在大水之前就有的，他们“光著学”，按了“场子”，大水之后，才“闹起来”的。茌平的神拳传自外地，当地人都说跟大刀会是一回事，有一老先生且说：义和拳、神拳、金钟罩、大刀会、红灯照都是一回事。

　　茌平、平原地方拳民的仪式基本上与京、津地区的相同，他们烧香，向东南叩头，画符，喝符水，念咒，请“老师”下山，降神附体；所谓“老师”，多半是民间戏曲小说里的人物，如孙膑、孙悟空，关公，张飞之类，拳民每人认定一位“老师”，每次附体不得随意改师；降神之后，即有法力治病。

　　这些安分、治病的“神拳”，究竟怎么转变成积极仇教的队伍，其中详细过程是不大清楚的；但就转变的时机来说，则黄河的空前大水灾及同时朱红灯的出现，大概是直接促成的因素。朱红灯在到达茌平之前，曾在长清练拳治病，水灾之后灾区瘟疫流行，大概是给朱红灯提供了绝好的活动机会的。(史斌（即陆景琪），《山东茌平平原一带义和团调查记》，见《文物》第238号（1976年3月），页3。)1899年初，神拳传播极快，朱红灯及他部下的拳师们周游于邻近几个村子之间，那年春天，神拳传到平原，各村青少年积极习练，一时蔚为风气，不久，扰及教民，偷窃，罚款，破坏教堂的事件屡出不穷。

　　关于平原事件，知县蒋楷的《平原拳匪纪事》叙述得很详尽，跟调查资料也相符，我不再复述。平原县的西南角落跟茌平的东南方一样，多盐碱地，村落稀疏，民生穷困，地方靠近南北官道；这个地区的拳风从一村传到一村，有的以村中小头目为领袖，例如北□村领袖张泽，是个武秀才，也是里长，勉强算得具有“绅士”身份。各村练拳当然都得有村长的默许，不然，拳场子是按不起来的；调查里就反映了几个村子因为村长不同意，结果没有按成场子。练拳的多半是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少年，属于贫农、雇农出身，完全不受士绅的约制。

　　关于这一点，神拳与鲁西南大刀会的情况大为不同，调查资料里对大刀会会员成份的说法大体上是一致的；菏泽地区说：“组织大刀会的是地主和富农，参加的是他们的佃农和雇农”。曹县地区说：“大刀会是富中农和小地主组织的，大地主自己不学，叫佃农学；大刀会的多半是佃户，指挥大刀会的是富中农和富农。”单县的人说：“学大刀会的多半是地主和富农，穷人不学，可是佃户得学，学了好给地主看家。”单县的人又说：“大刀会是保家的，会里的多半有地，地主也参加，很穷的不参加，因为他们没有地，没有家可保。大刀会每天要烧十钱香，穷人烧不起，所以不参加”。

　　前面我们讨论过鲁西南的租佃现象比茌平、平原一带普遍。那儿的地主在大刀会里的势力比较大，这种现象跟当地的社会结构是相呼应的；大刀会在鲁西南的历史也较长，这两个因素都使大刀会的组织趋于严密，调查资料里说：这一带的大刀会很能保密；跟鲁西北的情况恰成对比。鲁西北的大刀会，神拳所以能迅速传布，就是因为农民可以自由观摩神拳练拳，也可以参观他们的仪式。

　　神拳的仪式与鲁西南大刀会的仪式有根本上的差异。大刀会以喝符念咒为主，神拳除符咒之外，还有降神附体；关于这项仪式的功效，我赞同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看法，认为降神附体仪式能解放、动员民众的力量，发挥了民众化的作用。由于人人都可降神，人人便也都能成神，农村统治阶级就无法透过操纵信仰内容的方法，来维持统治地位。因为这样，所以鲁西北神拳运动可以产生象朱红灯、心诚这类的领袖；朱红灯来自外地，原本在长清乞讨；心诚是游方和尚；他们原来都不属于统治阶层，与鲁西南大刀会的领导分子不同，所以在他们领导下的神拳就很容易地由自卫组织而转化成积极排教的武装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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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谈谈官方，尤其是山东巡抚毓贤，在这次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所居的角色。毓贤自曹州知府任上开始，就对大刀会有丰富的经验，称得上是山东境内的大刀会专家。他当巡抚，济南传教士报导当地人民的意见，认为他清廉、勤于治匪。这种意见六十年之后还反映在调查报告里老农民的回忆之中。　(NCH8/5/1899。)由于大刀会是个剿匪的自卫组织，所以得到毓贤的支持。农民们说：“毓贤不杀大刀会，用他们打土匪”；“毓知府出告示叫我们学大刀会，抵抗土匪”。这一带的大刀会既是在封建地主们的控制之下的，毓贤的态度也就丝毫不足为奇。

　　毓贤就山东巡抚任的时候，正逢帝国主义势力大张，尤以德国人最是张扬挑衅，在山东境内测量土地，准备修路采矿。他们的行为一旦激起小规模的反抗，德国就兴师动众，先后在高密、即墨，日照、兰山焚毁房屋、屠杀民众。

　　这一类的行动使得鲁南人民仇外情绪高涨，1898年秋，仇外情绪弥漫诸城、莒州、日照，次年春天，播及沂州、费县，夏天里更蔓延到济宁州的嘉祥、汶上。 (NCH5/12/1898,24/12/1898 ,24/12/1898,23/1/1899。)在这一连串的教案里，只有最后济宁地方才有拳民在内，这自然是因为在上述这些地区里，只有济宁才属于鲁西南拳民大刀会的活动范围。而这时候拳民究竟是怎样由自卫转向排教的呢？毓贤的电报里有一段很好的分析，认为：民教冲突，由来已久；百姓由于常受教民欺凌，为了自卫而学拳棍，本来无意生事，而拳民之中，混杂了一些外来的游民强徒，趁机鼓动报复快意，有人在教堂附近练拳，甚至假教堂为拳场。有的称“红拳会”。这些拳民引起了教民的恐惧，唆使教士赴官要求逮捕，但是拳民人数众多，地方官不敢轻举妄动，恐怕生事。(毓贤电，光绪25年6月2日，见《山东巡抚档案》。)我认为他这个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毓贤发了这个电报之后，便离开济南去巡视黄河堤工。毓贤在七月二十日出发，九月七日才回省，这段期间里，有机会深入了解到山东人民对德国侵略者的仇恨。(毓贤电，光绪25年6月19日，见《山东巡抚档案》。)

　　济宁教案发生之后，毓贤停止巡河，往现场了解情况，发现那一带教民、土匪、民团、拳民之间有各式各样的冲突，在不同的情况之下，随时变更组合，抢劫分赃，以强凌弱。(毓贤电，光绪25年6月23日，见《山东巡抚档案》。)当拳教冲突即将恶化之际，毓贤即时采取行动，立即派兵镇压，济宁一带不久即复归于平静。(毓贤电，光绪25年7月17日，见《山东巡抚档案》。)而茌平、平原一带神拳教民的冲突却愈演愈炽，我认为毓贤在这个地区的处置是有疏失的。他没有掌握到鲁西北神拳的本质，没有认清这一带的神拳虽然也号称是大刀会，却和曹州、鲁西南大刀会不同，他们的领袖代表了另一种社会成份，在封建社会里没有既得利益，用不着维护原有的封建秩序。

　　这并不是说朱红灯的神拳是反清的，从调查资料里也可以知道，他们的口号是“兴清灭洋”。然而神拳有他们自己的正义观念及实力，如果受逼过甚，就会反抗，就象朱红灯在森罗殿战役前夕所说的：“我去冈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颜面，勿怨我！”(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见《义和团》册一，页359。)

　　这时朱红灯所部有好几百人，实力不容轻忽，官兵在袁世敦的指挥下进剿，虽然因为武器较精而勉强取胜，但是拳民激烈抵抗，官兵伤亡颇重，袁部且滥杀无辜，连当地一个秀才的父亲也被杀，因而在奏摺里受到弹劾，跟平原知县蒋楷一起被毓贤所革职。毓贤以恩威并用的手法一面进剿，一面招安，他的政策在济宁一带极有成效；然而鲁西北的神拳跟鲁西南的大刀会是从根本上就不同的现象：仪式不同，阶级成份也不同。袁、蒋革职的消息只有使他们胆气更壮。(NCH 4/12/1899,27/12/1899。)

　　事情演变到这个地步，除非以大军进剿，否则神拳运动是再也无法遏抑的了。义和拳蔓延进入直隶，占住据点，形成威胁京、津的形势。冀中的社会结构既与鲁西北近似，这个地区在1900年又曾经大旱，这种背景之下，义和拳透过简单的仪式，发挥了强大的吸引力，立即动员了直隶青少年贫农的反帝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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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拳的来源是个既有趣，又复杂的问题，很难作成明确的答案。象义和拳这样完全出于自发的运动，通常很不容易发展成那么大的规模。义和拳的这种自发性影响到义和拳组织的松散，构成这个运动致命的弱点，以致被清廷反动派所利用，在帝国主义八国联军的暴力侵略之下，不能持久，因为这个运动是自发的，所以从组织源流的观点着眼，不能很好地解答义和拳运动发生的原因。这个运动不是长期有组织、有预谋的起事，而是鲁西地区阶级结构的直接表现；许多冲突因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时机下激荡酝酿出不同的结果，最后汇集起来，在1899年的下半年形成了爆发性的社会运动。

　　义和拳的起源，不只一个因素，当鲁西的经济衰歇之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助长了教民的气焰，构成了义和拳运动的背景。鲁西南的大刀会提供了组织上的典型及“刀枪不入”的仪式。冠县的义和拳及十八魁首先打出了“义和拳”的名号，流传下与教民长久斗争的英雄典范。1898年，在茌平水灾之后的动荡情况里，这两个因素与流行于当地为人治病的神拳结合。到这个地步，构成义和拳运动的重要成份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发展发生在华北地区特别贫困的乡村，没有地主、绅士的控制，平常人口流动性很高，常有外地人到庄上来施教。在山东巡抚完全掌握到事态的本质之前，这个运动已经形成，神灵附体的仪式传播四乡，习拳的青年遍布华北，打击教民，打抱不平，准备与洋人开战。义和团运动至此遂形成了。

（资料来源《文史哲》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