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历史的显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只有从各个不同侧面去观察，才能了解它的全貌。就义和团运动来说，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是从*斗争的角度去进行分析，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正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远不能说对这一侧面已经饱览无余，研究得十分透彻了。但是，当我们调换一个角度，尝试着从一个新的侧面对这一历史事件加以审视时，我们有理由期望它会呈现若干新的形象，使我们得到一点新的认知。我们就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情，确定从社会心理方面来探索和剖析义和团运动的。

迷信思想与群体凝聚力

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所以能结合在一起，总必定要凭藉某种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往往是多元的，也就是多种因素的集合。象义和团这样的*集团，它的群体凝聚力主要是什么呢？

在义和团运动的当时和稍后一段时期，许多记载和谈论义和团的文字，都把迷信思想看作是义和团藉以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情感力量。所谓“上法焚表，闭枪炮，钝刀剑，妖言惑众，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举国若狂”（《义和拳倡乱原由论》，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以下简称《义和团》），第二册，第434页。），所谓“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而愚民趋之若骛”（《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页。），就都是认为义和团是靠迷信思想加以维系的。

但是，也有少数较能细心体察而又认真思索的事件目击者，不满足于这种肤浅的说法，认为迷信的力量毕竟是一种表面现象，更深的根源却并不在此。柳堂在《宰惠纪略》中曾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说过这样一段话：“或曰，五六月间，不惟村农学之，间有读书人子弟，父兄亦不深禁；即不学，亦绝不以为非、而心向之者。何也？”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其心向之也，亦犹是耳”。（《义和团》，第一册，第403页。）就是说，由于民族压迫的存在，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虽然对义和团的那些迷信举动“明知非正”，但因为它能满足人们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情绪，所以还是“不以为非”，反而向往之。管鹤在《拳匪闻见录》中也说：“方今我国自知孱弱，而不求所以自强之方；第知仇人，而不求所以自立之道。愈不振，愈闭塞，愈羞愧，乃愈愤懑。一旦有以神术售者，恐将信而奉之，倩为御侮计。”（《义和团》，第一册，第467页。）如果排除作者因敌视义和团而形成的某些偏见，那末这段话确实包含着这样一种具有一定合理因素的内容，人们所以对义和团的“神术”“信而奉之”，主要是因为愤懑于国家民族之“不振”，而又未能找到一条正确的“自强之方”和“自立之道”。也就是说，义和团的迷信思想能够起作用，是要有一定的土壤的，这个土壤归根到底还是对于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民族压迫的反抗要求。

确实，从根本上说来，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最主要的还是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这在义和团的文书揭帖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在这些材料里，义和团公开宣称：“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祸乱中华”，“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提出要反对外国侵略者对中国“割据逞奇能”，并表示“最恨和约（指不平等条约），误国殃民”。（上引材料均见陈振江、程□：《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不一一注明出处。）就这一部分内容而言，义和团所作的对外国侵略的揭露和对民族危机的描述，比之康有为在保国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的呼喊，可以说是毫不逊色。不仅如此，义和团还进一步把抨击的矛头，无情地指向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投降卖国势力，指斥他们“割地赔款”、“羽翼洋人”；“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趋炎附势，肆虐同群”。（上引材料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其激烈程度，是戊戌时代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所未能企及的。

但是，这些具有强烈*色彩的思想和言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毕竟只能为一小部分群众所掌握、所理解、所接受，对于大多数僻处在荒村野寨、劳作于田间山林的贫苦大众以及那些下层知识分子来说，认识要一下子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显然还有相当一大段距离。因此，大量的迷信内容，便有意无意地作为一种必要的添加剂，掺入到上述那些思想中去，以便借助“神”的力量，使之得到扩散，得到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说，迷信思想也应该看作是义和团的群体凝聚力之一种。

我们可以具体考察一下，义和团的迷信思想，究竟包含着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它导源于——甚至还可以说迎合于一些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大致说来，可以分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把外国侵略者包括教会势力的罪恶，说成是亵渎了神灵，干犯了天怒。一份借用“玉皇大帝”名义书写的揭帖说：“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另一张揭帖声称，外国洋人弄得中国“国不泰而民不安，怒恼天庭”。“因以外教邪术迷人，上天恼怒，差众圣下界，赴坛传教子弟”。还有的说，洋人的胡作非为，使“神发怒，佛发愤”；“神爷怒，仙爷烦”（以上引文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中国有句老话，是常常用来作为表明罪大恶极的极限程度的，叫做“天怒人怨”。义和团抬出玉皇、上帝、仙、佛、天庭等等来，强调这些主宰世界的神灵都已经被“洋鬼子”的行径所激怒，这就一下子在人们的心理上大大加重了外国侵略者所犯罪恶的份量。不仅如此，义和团还在宣传品中强调，当时北方中国广大地区所以久旱不雨，正是由于洋教惹恼了老天而降下的惩罚，“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因此，只有“扫除外国洋人，象（才）有细雨”，“不平不能下大雨”，“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以上引文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这样，就巧妙地把对洋人罪恶的揭露同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切身利害联系了起来。这种宣传方式在群众中显然是常见的。王照在《行脚山东记》中谈到，当德国人在山东修建铁路时，当地的群众就“喧传凡铁路所经若干里内，禾稼皆死”，于是群众纷纷起来，“齐向洋人拼命”。不过王照认为以这种形式动员起来的群众斗争是不能持久的，因为“铁矿大利、交通大权，被德人夺去，土人毫不能解，他日见禾稼不死，即为悦服洋人之日矣。”（《义和团》，第一册，第410页。）同样的道理，一旦天下大雨，旱象解除，又将怎样来解说外国侵略者的滔天大罪呢？所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1900年5月21日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不无根据地说：“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靖。”（《义和团史料》，下，第541页。）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建筑在迷信心理上的宣传的局限。

        第二个方面是把义和团的灭洋斗争说成是得到上苍的支持、是符合甚至代表天意的。据仲芳氏《庚子记事》记载，义和团运动时期，各处流传着这样的活：“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庚子记事》，第12页。）义和团揭帖、碑文、告白、传单中也充斥着这样一类的内容：“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象之流。”“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林坊，否极泰来之兆也。”（以上引文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在封建时代的传统心理中，“逆天行事”还是“顺天应时”，往往被看作是衡量事情的是非曲直的重要尺度。义和团强调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是执行天的意志，甚至是接受上天的派遣，显然是用迷信来加强自己活动和斗争的正义性和严肃性。我们综观各地义和团所打的旗号，可以发现，他们把自己的组织名称，往往同两种内容相联系。一类是与神权相联系，如象“义和神团”、“替天行道”、“天神天将”、“奉天承运”等等；另一类是与皇权相联系，如象“奉旨义和团”、“奉旨义民，保清灭洋”、“钦命乾字义和神拳”等等。这种现象表明，义和团虽然在实际行动中，做到了“国家不能敌，而民自敌之”的境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的英雄气概；但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却总是需要寻找某种依托和支持——不是依托于现实生活中掌握统治权力的君主或封建政权，就是依托于幻想世界里主宰宇宙万物的上天和神权。这恰恰表明了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特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

第三个方面是用一些神秘的宗教预言或荒诞的宗教形式，在群众中造成一种紧张、惶恐和避祸趋福的心理，以提高义和团的声望和权威。义和团宣传品中常常有“〔今年〕人死大半”、“人民有灾当为善”、“十方大难死七分”、“善者方免，恶人难逃”（上引材料均见《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之类的内容，这种宣传，在社会上造成一种动荡不安的气氛，同时也就在一部分群众中制造这样一种心理：只有参加或信仰义和团，才能躲过这场空前的劫难。到了义和团运动的高潮时期，在北京、天津的街头，义和团几乎每晚要传下坛谕，或者“令家家向东南叩头”；或者“令各家烧香点灯，贴红纸条，不准睡”；或者命“用红布写‘义和团之神位’张之门首”；或者“传令各家将烟囱用红纸蒙严，不许动烟火，不许茹荤，三更时在院中向东南方上供馒头五个，凉水一碗，铜钱百文，行三拜九叩礼”，如此等等。甚至有时荒唐地要求妇女不准梳头，不准洗脚，不准出门，不准下坑；让各家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庚子纪事》，第84、87、102、104页。《义和团》，第二册，第11、147页，《义和团》，第一册，第475页。）这些奇特怪诞的行为在实际上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今天看来也许十分可笑，但在当时，人们却是“不敢不遵”，几乎“无敢不从者”（《义和团史料》上，第208页；《庚子纪事》，第104页。）我们可以看一看当时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些图景：“义和团民传知各户，每晚门首各点红灯一个，以助神道灭洋之举。故大街小巷，夜间如火龙。”（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页。）“夜半，匪徒（按对义和团的污称）沿街狂呼，传播邪说，一夕数惊。”（《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9页。）“夜间则有人沿街传呼，或云：‘向东南烧香’；或云：‘供净水一盂’；或云：‘今夜勿睡，以防妖邪之入人家’；由初更至天明止，卯以后，则声息不闻矣。及昏，又复如是。”（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见《义和团》第三册，第473页。）义和团这样的令出必行，虽然不是表现在*方面，而是以迷信行为出之，在当时的群众心目中却也确实大大地增添了他们的声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费尔巴哈的如下一句话：“神的崇拜只不过依附在自我崇拜上面，只不过是自我崇拜的一个现象。”（《宗教的本质》，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最后一方面，义和团用迷信的方式夸张自己的“神术”、“法力”，实际上是为了弥补自己在武装斗争中物质力量方面对敌人的劣势，力图“仗神威以寒夷胆”（柴萼：《庚辛记事》。见《义和团》，第一册，第314页。），在精神方面去压过外国侵略者。义和团到处宣传他们“受术于神，传之〔于〕人，刀剑不入，枪子不中，掣云御风，进退自在”。又说：“教练神拳，精之能枪炮不入，藉以歼灭西人，共伸大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48、58页。）至于义和团能使敌人“枪炮不燃”、“可咒其火药自焚”、能“居一室斩首百里外，不以兵”；红灯照能“驾一片彩云，直上天际”、“只须红巾一拂，可使百尺楼顶发火，立时灰烬”、用扇一煽，便能使洋人“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甚至说红灯照已把俄国、日本的京都烧毁；“外洋十八国已灭去十六国”等等的无稽之说，在当时确实是“一唱百和”，不胫而走（这个方面的材料极多。这里引用的分别见《义和团》第一册，第13、346、470页。《义和团》第二册，第9、141页。《义和团》第三册，第374、486页。《义和团史料》上，第251页。《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6页。）。尽管有的人根本不信，有的人将信将疑，但也确实有不少群众是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来对待它的，还有一些人则采取坚信不疑的态度。不管怎样，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迷信观念的制造者们，心里一定十分清楚，这些所谓的“神术”是根本不存在的。那末，他们出于什么心理要制造出这些神话来呢？这些无稽之谈得以广泛传布，又是适应于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心理呢？看来，唐晏在《庚子西行记事》中的一段话是比较接近实际的：“甲午之役，吾国败于日人，上下之人，举以为忧。亦明知其宜发奋以自强，然自强之道，果安在乎？于是君子谋于朝，小人谋于野”。手无寸铁的群众“求其所以能制胜而杀敌者，其道无由。盖洋人之炮利也，必求所以不畏炮火者；兵精也，必求所以能制其兵者；至此而民之技穷，乃有为之说者曰：胜此者，非神道不为功。于是义和拳之说起矣。”（《义和团》，第三册，第486页。）就是说，当广大下层群众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势下，谋求自强御侮的积极性没有能得到统治者认真组织和正确引导，自己又缺乏足够的力量可以与民族敌人的坚船利炮相抗衡，他们便自然地以善良的意愿，从神的力量中找到寄托和希望。

以上就是义和团迷信思想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对这些迷信思想盲目的肯定，甚至加以赞美；或者粗暴的指责，甚至加以嘲笑，都未免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办法。它的存在，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背景，需要我们细致地加以分析。

不过，迷信思想这种群体凝聚力，虽然可以在一个时期里发生作用——甚至是巨大的作用，如有些材料所说，义和团“假托神佛名目，以动人之听闻”，正是靠迷信思想以“饰其术之神奇”，才使“妖风所煽，举国为狂”，“不托神不能被诱如此之速”（《义和团史料》下，第1009页。《义和团史料》上，第366页。《义和团》，第一册，第404页。）。但这毕竟是一种不科学的、反科学的思想武器，因此，它的凝聚力量是十分脆弱的。一旦神奇的预言没有兑现，无边的法力露出了破绽，人们就怀疑，就动摇，甚至会走向反面。

我们可以举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杨典诰。此人履历不详，大概是一个并不当权的普通知识分子。在他所写的《庚子大事记》中，开始他多次认为义和团确“有法力”，“其术不止一端”，对于红灯照能“游行天空”的传闻亦照录而未加非议。但当义和团火烧大栅栏事件之后，他就改变了态度，指责义和团“其伎俩之尽于此矣”，并不断地对团民的作为加以责难和批评。到团民久攻使馆不下后，他更发出了“是其所谓能避枪炮者，至今而愈信其伪言惑听也”的感叹（《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另一个是仲芳氏，他的身份也不清楚，在他所写的《庚子记事》中，也曾大量记载义和团的种种迷信活动和传闻，开始，有的地方是以肯定的口吻写下的，如说义和团烧教民之家时，“四面指画，火即不能延及四邻”，“术亦奇矣”。有的地方则表现出比较客观的存疑态度，如讲到义和团“能避敌人枪炮时，说“未悉果确否，予未亲见”。但是，也是在义和团火烧大栅栏事件之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公开的批评团民“愚弄”群众，造成了一场“从来未有之奇灾”。在这一事件之后的第四天，他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对义和团活动的思考过程：“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焉有*放火之神灵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庚子记事》，第12、13、14、15页。）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比较客观地观察问题的人来说，对于义和团的同情和肯定，主要在于他们的*素质和*作风；而义和团的迷信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反而成为引起人们反感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许恰恰是义和团所始料不及的。

讹言与从众行为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象义和团运动时这样讹言四起。有的材料说，“讹言横兴，莫甚于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之交也。”（刘大鹏：《潜园琐记》。见《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39页。）有的说，“以谣传为掌故，以讹言为实录，怪诞支离，不可究诘。”（《砭俗》，见《义和团》，第四册，第196页。）有的说，“谣言谬说，日盈于耳。”（管鹤：《拳匪闻见录》。见《义和团》，第一册，第468页。）也有的说：“见橐驼为马肿背，今日之乱，市虎讹言，十有八九。”（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见《义和团》，第二册，第453页。）还有的说，清政府虽曾对造作谣言者正法，然“谣言尚未息，他说东我说西，闻者难辨是非。或有谣言，谣言实有其事；此亦天意，大数至矣，非人之所能测也。”（《石涛山入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77页。）

说讹言之盛传是由于人不可测的“天意”，不过是用迷信来说明历史，当然只能是愈来愈糊涂。讹言也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可以分析，并找到合理的说明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义和团运动时那讹言的几种不同类型。

一种类型是对于教会势力的罪恶的控诉。义和团以“反洋教”作为自己主要的斗争目标之一。他们对“洋教”的揭露，除了有一部分是从*上指出以外国侵略者为靠山的教会势力，包揽词讼，武断乡曲，鱼肉良善，侵吞田产，霸占妇女，残害人命等等之外，有很大部分是以讹言的形式，大肆渲染外国教堂的教士如何剜目剖心，采生折割，实际上把洋教描绘成红眉毛绿眼睛的妖魔鬼怪一般。这本来是继承了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反洋教斗争的传统。只要翻一翻《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我们就可以看到作为义和团运动先声的反洋教斗争，曾经在自己的宣传品中充满了这样一些内容：什么教士“拐骗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药”啦；什么“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啦；什么“百姓被洋人哄入伊教，吃了*，送去传针，与伊同歇，采补元阳元阴”啦；什么入教后“子*其母，兄*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啦；什么“外国洋人雇觅讨饭穷人，诓拐中国小孩，得一个额外赏银数两。拐去小孩将心挖去。不知作何使用，害死小孩无知多数”啦！有的书文揭帖中甚至活灵活现地讲，“洋鬼子”所以要取中国人的眼睛，是因为将睛眼配药，可以在一百斤铅中煎出白银八斤，“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9、21、47、78、115、145页。）这一类传言的普遍程度，我们可以在鲁迅先生一九二四年所写的《论照相之类》中得到印证。这篇文章提到“三十年前”（按：正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他幼小的时候，在家乡“常常旁听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谈论洋鬼子挖眼睛”的事。据说，挖眼睛，一是用于电线，二是用于照相；“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应用。我曾旁听过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说明理出：他们挖了去，熬成油，点了灯，向地下各处照去。人心总是贪财的，所以照到埋着宝贝的地方，火头便弯下去了。他们当即掘开来，取了宝贝去，所以洋鬼子都这样的有钱。”（鲁迅：《坟》。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88页。）类似这样的讹言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依然（或者说是更加）广泛流传。如叶昌炽在《缘督庐日记钞》中就记载，团民在西医学堂中看到蜡人，便“以为人腊”；在某照相馆中“搜出广东鲜荔支，传观以为挖人眼珠，莫不皆裂发指。”（《义和团》，第二册，第453页。）佚名《庸扰录》记：“京中纷纷谣传，各教堂西人将教民家之妇女，尽行拘留，将阴户割去，再行出卖，每人卖银三两等语。”（《庚子记事》，第250页。）龙顾山人在《庚子诗鉴》中还谈到，义和团“谓摄照必以人眼”，曾缚住丰泰照相馆老板，加以刑迫，“务令指出藏睛处。”（《义和团史料》上，第131页。）所有这些传言，当然都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并无什么事实的依据。但正是这些鲜血淋漓的讹言，以极大的煽动力激起了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愤懑情绪。这类讹言同上一节所讲的迷信思想不同。“游行天空”“令轮船自燃”之类的迷信说教是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剜目挖心之类，虽在实际生活中并不真正存在，却是可能做得到的事情。因此，有的人并不相信义和团的迷信观念，而对上面提到的那一类讹言却并不怀疑。如《恽毓鼎庚子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义和团“挟其邪术，煽惑愚民，其说极为不经”。但在五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却以肯定的语气写道：“拳民从教堂中搜出恶物甚多，人眼珠、心肝、阳物等类，有数十缸，甚至剥人皮、刳孕胎以为魇禳，伤心惨目，行路者咸悲愤。”（《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9页。）从这里可以看出讹言对人们心理所发生的影响作用。

另一类型的讹言，套用一句现代词语，可以叫做*谣言。它是对于当时在*舞台上活动的著名人物所编派或捏饰的种种传闻和消息。《义和团杂记》中就记有流传于民间的所谓“李鸿章侄子系东洋国的副（驸）马”的传说（《义和团史料》第4页。）。王照在《山东行脚记》里谈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在山东莱州府一带游历，听到的“街谈巷议，大抵不外‘天灭洋人’，‘李鸿章卖江山’，‘光绪爷奉教’。‘袁世凯造反’，‘康有为封六国圣人’之类。”（《义和团》，第一册，第409页。）《嵩昆庚子日记》在六月十七日曾记录了作者听到的种种谣言，包括：盛京将军增祺“私接济洋人*枪炮”；在直隶总督裕禄宅中搜拿到康有为，“裕禄交部治罪”；李莲英谋害光绪皇帝，“事发，毒死”；李鸿章吞金身亡，等等。嵩昆忧心忡忡地说：“以上各谣如果属实，尚可问耶！”（《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第317页。）这一类讹言，假如袭用以往公文中的陈语，那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人们痛恨袁世凯镇压义和团，就说他“造反”。痛恨李鸿章卖国投降，就说他侄子做了东洋国驸马，他本人“卖江山”，又吞金而亡。痛恨李莲英纳贿擅权，就说他谋害皇上，被毒死。不满于光绪和康有为学习洋人，搞变法维新，就说光绪信了教，康有为做了“六国圣人”（意为做了汉奸卖国贼），或者已被逮捕。可以说，这些*谣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曲折地反映了群众的心理和意愿。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九○○年七、八月间流传在湖南一带的一个所谓《和约二十五款》。这个条款冒名御前会议通过，已经“送交各国”，其实却完全是群众所伪造。这二十五款中，提出了“各国前所索赔款，一概作废”，“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俄罗斯将大连湾交还中国”、“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中国海关仍归华人办理”、“各国应偿兵费四百兆两”等义正辞严的爱国要求，同时也夹杂着某些笼统排外主义的内容（《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53页。）。很显然，这个《和约》纯属子虚乌有，封建统治者也决没有这样的魄力和胆量敢于拟出这样的“和约”条款来。但是，在这个以讹言形式出现的假文件中，却十分确切、十分可贵地蕴藏着广大爱国群众的真心实意。

还有一种类型的讹言，是在尖锐斗争和剧烈动荡的局势下，普通老百姓惊惶恐惧心理的反映和写照。《潜园琐记》中描写的山西太原讹言四起、风声鹤唳的情形，就很具典型意义。当一九○○年七、八月间义和团的斗争正处高潮的时候，“太原百十村庄因讹言而传扰者大半”。每当讹言一起，即“人民惊惶，群相奔走”。“悲啼呼号，男负其妻，子负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页39。）。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传言教民来攻城。阖城士庶奔走相蹂躏”。等到天晓，始知无事。过了几天，又传“柳林庄教民乱”，“各村人民惊恐无措，鸣铜锣，缮守御，田亩农夫佥负耒□而归，老弱妇女咸仰屋而泣”。后来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一场虚惊，“民乃不扰”。又有一天傍晚，“城中居民无故惊惶，男号女哭，终夜惶惶。诘朝究讯，谓有黑风口至此，其实未之见也。亦不知黑风口何妖。然在城之民自是不安，谓黑风口夜出伤人，无论男女老幼各执皮鞭防护己身，以驱黑风口，如是者半月有奇”，类似这种讹言，几乎是逐日哄传，乡无宁日，弄得群众“时惊时疑”，“一夜数惊”。最后，才知道“所传悉付子虚”（以上均引自《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39—42页。）。这种情形，大概是在大的动乱变革时期通常会发生的现象。鲁迅在一篇随感录中就讲到辛亥革命时期他的一点亲身经历：“民国成立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随感录》五十六，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19页。）在动荡的时刻，相当一部分没有卷入斗争漩涡的普通群众，只感到危机四伏，稍有风吹草动，立即草木皆兵，甚至还没有弄清危险的根源在哪里，就盲目遁逃，疲于奔命。鲁迅上面的描写，同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情景是多么相似啊！这种相同的历史现象，正是建筑在相同的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的。

不管哪一种类型的讹言，所以能够广泛传布，不胫而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极大的影响，都是同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从众行为”相关联的。所谓从众行为，就是在某种社会压力下，个人盲目地接受外界的影响，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动，大体上有点类乎俗话所说的“随大流”，讹言的特点，就是“言者不知其妄，闻者信以为真”（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第二册，第11页。）；“言者如是，闻而传者如是，传而力争者复如是”（《论拳匪》，见《义和团》，第四册，第176页。）。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众口铄金，待到满城风雨，异口同声之时，便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环境气氛，使得人们比较容易地信而从之，做出与周围人们的一般意识相符的行动来。事实上，义和团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意无意地（虽然他们并没有心理学的依据）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所以许多传单揭帖都有诸如“传一张能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或  “传三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此方四邻之灾；如见不传，必受刀头之罪”一类的内容。其用意，就是用免祸祈福作为一种社会和团体的压力，迫使人们“顺从”或“从众”。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对于我们了解义和团时期人们在从众行为中的微妙心理是会有帮助的：《拳匪闻见录》的作者管鹤，因避乱自天津逃至青县后，借住在一个姓刘的老人家里。一日，这位老人叫管鹤出来看红灯照，并指着天空中一片黑云说：“此中无数红衣女子，即红灯罩也。”管鹤看了半天，却什么也看不见。然而“途人纷纷传说，指天画地，确切不移，刘翁亦随声附和，哓哓不休”。最后，管鹤才悟出道理，是因为在这种气氛和压力下，“刘翁实为保身计，故不觉以假面孔向余也”（《义和团》，第一册，第488页。）。这件事，颇为生动地揭示了从众行为的某种实质。

逆反心理与社会刻板印象

义和团运动时期，与民族情感空前高涨的同时，广大群众在思想和行动上，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笼统的排外主义倾向。爱国主义与排外主义，常常是互相交叉、互相纠结在一起的。从*上说，笼统排外主义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无法看清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还没有可能了解帝国主义的本质。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则显然与逆反心理和社会刻板印象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随着外国殖民主义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侵略的加深，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迅速的向半殖民地沉沦，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观念中，恐洋、崇洋的思想越来越浓厚。在一些人看来，西洋各国，“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因此中国要谈什么“攘夷”，完全是“虚妄之论”，就是想“保和局，守疆土”，也不是随便能做到的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议折》；卷24，《筹议海防折》。）。决不能把这些话仅仅看成是李鸿章个人的意见。以这些言论作为指导思想的李鸿章，能够在实际上主持清朝政府外交和军事几十年，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李鸿章的这些话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势力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与这种观念相适应，对于外国侵略者，便表现为低声下气，予取予求。帝国主义分子利用其侵略特权，颐指气使，作威作福，成为站在中国人民甚至中国政府头上的太上皇。另方面，随着价廉物美的洋货象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市场，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舶来品。有一个材料描写义和团运动前夕的情形说：“中国自通商以来，洋货日销，土货日绌。洋纱洋布，岁销五千三百万。其余钟表、机器、呢绒、毡毯、火油、食物、以至钮扣针线之细，皆窥我情形，操我玩妇，务夺我小工小贩一手一足之业者。而乃销流口广，始于商埠，蔓于内地，流于边鄙。吾华靡贫靡富，靡长靡幼，日用之需，身体之间，靡不有洋式之物，舍此莫好，相习而忘。”（转引自君朴：《十九世纪后半期几种洋货和土货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见 《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22页。）

这种情况，在和平时期，在旧统治秩序按步就班地慢吞吞地日复一日维持着的时候，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正常的，自然的，至少是习以为常的。虽然不时有人提出非议，作出改变这种状况的强烈呼喊，然而总是难以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一旦长期郁积在人民心中的怒火喷薄而出，当广大群众不再安分守己地忍受侵略者的肆意凌辱和蹂躏，揭竿而起的时候，人们就不再承认前述情况是可以容忍的了。不但如此，逆反心理在这种状况下促使人们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既然洋人一直把中国人民当成可以任意宰割的牲灵，那末，义和团就号召人们“万众一心，歼灭洋丑”，“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既然“数十年来，教民恃外人之势，欺压平民，地方官恐开罪外人，左袒教民，无复曲直”（《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页。），于是“民心积愤”，要求“仇教”、“灭教”，“日以焚教堂、杀教民为事”。既然洋货成了垄断市场的时髦，义和团便“毁洋货、洋油、花露，倾倒满街”（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33页。）“团中云，最恶洋货，如洋灯、洋磁盂，见即怒不可遏，必毁而后快。于是闲游市中，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佚名：《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第二册，第146页。）

笼统排外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对事物不作必要的区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的洋人，固然有不少是帝国主义分子，但也不乏中国人民的真诚的朋友。即使是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人，也并不个个都是罪足致死的。至于教士，有的确实是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分子，但也专心一志地进行传道布教的；而教民，即使在赵舒翘这样的人看来，也并非是铁板一块的；他在一个奏折中认为，“入教之民，良莠不齐，其奉教安分者，固属不少，而倚教士为护符，欺压乡里者，亦复所在皆是。”（《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08页。）把教民一概看作坏人，同在“民教冲突”中把教民一概看作是有理的一方一样，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此外，用不着特别的分析，大家都能理解，把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统统看作异端妖物而加以毁弃，是何等的可笑。

不过，在当时，这种笼统排外主义的想法和做法，却几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左绍佐在《悟澈源头》称：“其所仇者教民，而推原于洋人，亦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义和团史料》上，第232页。）刘福姚《庚子纪闻》云：“至五月间，（义和团）所在拆毁铁路电线，焚洋堂杀教民。官兵虽加剿捕，无如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凡所云率荒诞可笑，而愚民多信之，以仇教之说得人心之故也。”（《义和团史料》上，第222、223页。）鲁迅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鲁迅全集》、第六卷，第82页。）出于针砭时弊的目的，鲁迅偏重于强调这种逆反心理的消极方面，但即使如此，也仍然明确地指出，这种逆反心理，归根到底还是根源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除了逆反心理之外，促使笼统排外主义的流行的，还有另一种心理形态——社会刻板印象。

社会刻板印象实际上是一种成见。它表现为社会上对于某一类事物产生的比较固定的看法，也是一种概括而笼统的看法。中华民族长期生息在同一块土地上，大致相同的社会生活、地理环境和文化水准使她在漫长的社会演变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心理、风俗和观念。这些民族特性在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这就必然造成了人们要以自己特有的民族观念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然而，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发展并不都在相同的时间被纳入相同的轨道。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当西方国家普遍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社会依然停滞在相对落后的封建的社会形态上。一八四○年以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民族矛盾愈来愈尖锐起来。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华民族遭受到空前猛烈的冲击。从民族心理的角度看来，中华民族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特性而轻易地去接受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观念。虽然这个民族独立的发展轨迹被打乱了，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更多的中国人依然按照自己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对洋人、洋货和洋教形成某些成见，这样的成见实际上就是社会心理学范畴里的一种现象：社会刻板印象。

最能明白地显示民族形态的社会风俗，也容易导致社会刻板印象。特别是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的社会风俗，它的渊源能追溯到十分遥远的年代，在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为止几千年漫长的社会演变中，社会风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观念上的支柱，一旦有什么异样的东西来改变它甚至不遵从它时，便会受到社会刻板印象的冲击。于是，维护传统的民族观念同排斥异教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在山西省一些地区，曾出现过因古老的传统风俗而引起的争执。当时，地方官向居民分摊各项公款，“而于习教者，因其以求雨、演戏、赛会各事为异端，不愿出钱，故于别项公款，所派比常民较多。”（《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77页。）这里表明，求雨、演戏、赛会等事项作为民族风俗，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被固定下来，因而他们不能容忍对抗这种民族观念的形态出现。当少数教民接受了西方的教派和教习，同中国传统的民族习惯发生冲突时，刻板印象的作用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强迫教民多出钱。实际上无异于以强制手段使某些社会风俗成为对所有人而言的权威，这当然也同时宣布了他们对异教的成见。这种势态愈演愈烈，有的史料甚至记载说，“去岁拳匪之乱，惨杀教民，晋案为最大，实由平日各乡社演戏之风极盛，教民不出戏资，怨积日久，故一举发，如此强烈。”（《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112页。）我们看到，出于维护传统观念的动机，类似的做法已经走向了极端。冲突的发生是由教民不出戏资引起的，而事情的实质绝不是为了多收几个钱，因为教民们的做法悖离了传统的民族风习，便被人们视为大逆不道并用强迫乃至惨杀的手段对待教民。在人们的观念中，属于民族情感的成分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而社会刻板印象，也就是一种笼统而固定的意识，越来越主宰了人们的动机和行为。

上面我们只是从社会风习的角度，来说明当人们的认识一旦导致刻板印象的产生后，会引起怎样的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冲突又怎样进一步发展为对抗。事实上，义和团在看待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往往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违背于人们的素见习闻，而觉得格格不入。这种感情，多少还会因受封建阶级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得到加强。早在义和团以前的历次反洋教斗争中，群众散布的各类宣传品，就不乏着眼于民族差异而对外国人进行丑化的语言。如：“逆夷□咭□者，僻处海□。其主或女而或男，其中半人而半畜。”“鬼子其形，于〔与〕中大有不同，羊眼猴面，*心兽行，非人也。”（《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1、157页。）到义和团运动时期，这类内容依然触目地包含在一些传单、揭帖之中。如有的写道：“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当这种本来只属于民族性质或民族性格的差异，同民族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被统治的*对抗的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刻板印象就会产生强烈的作用与影响。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外日报》上一篇文章这样说：“夫玩所习见，而蔽所希闻，此常人恒性使然。西人性情风气，事事不与中国相同。一旦攘利权于中国，又屡以战胜得之，由愧恨之情既多，则闭拒之心愈甚。”（《原乱》，见《义和团》，第四册，第227页。）且不论《中外日报》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倾向怎样，它在这里所发议论，却确实是不无道理的。

结束语

社会心理是指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定民族，特定的社会群团中普遍流行的一种外在的精神状态。一般说来，产生它的土壤是人们所处的经济条件、生活状况以及建立在经济条件之上的社会*制度。也可以说，社会心理是对社会存在的直接的经验的反映。

义和团运动时期流行一时的特定社会心理，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是由当时的主要社会矛盾所决定和制约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有一个较长时期的演变过程。以鸦片战争为契机，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一个不断延续的过程。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清王朝已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虽然愈来愈尖锐的民族矛盾使中国人民不断地起来反抗和斗争；虽然改良、维新、变法的呼声日甚一日，但我们注意到，在这段较长的时期里，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还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足以动员起全国规模的人民群众用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只有到了清朝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列强通过“马关条约”把中国推向空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这个时候，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失去了抵御侵略者的勇气，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义和团运动才具备了登上中国*舞台的客观条件。

传统的生活方式随着半殖民地社会的加深而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以后，不仅外国商品渐渐影响以至占领了中国市场，洋教的传播也逐渐由沿海港口转向内地，由南方转向北方。几千年来形成的原有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伴随着侵略的形式而出现，使更多的人们从观念上对它产生抵触乃至敌视情绪。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前夕，社会上反洋教的斗争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程度。

甲午战争冲击波作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一个主要因素，给中国南方和北方造成了两种不同的观念。

在南方，特别是东南、南部沿海的各个省份，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接受程度大大超过了北方，而变法图强的维新思潮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观念不是以排外而是以相反的态度来对待战后的社会危机，它造就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和维新运动的领袖们。

北方则又是一回事了。它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由于闭塞而导致的守旧观念强有力地根植在自上而下各个阶层人们的心中，鸦片战争没能打开缺口，甲午战争虽然震动了北方社会，却没有促*们的完全觉醒。在北方，无论是统治阶级中的极端守旧派还是底层百姓，虽然他们在地位、所受教育、生活环境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在他们之间产生某些共同的心理，传统的观念使他们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惊人地走到一起来了。这为义和团社会心理提供了更多更大的市场。

*制度、社会生活的变化，马上便可以在社会心理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当社会发生某些*事件之后，人们便很快自发地反馈。义和团运动时期正是这样。甲午战争失败不久，北方社会立即弥漫起带有反抗色彩的排外情绪，与此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心理现象也不断地产生或发生，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起来，成为一种特定的社会心理。

义和团运动时期特定的社会心理形态，在这场运动自始至终的每一个步骤和环节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确实以一种略带畸形的方式，动员更多的人们团结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旗帜之下。我们看到，许多社会心理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帮助人们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反抗力量。这些心理现象使人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义和团的队伍，使得这支队伍一时间活跃在中国广大北方地区，并且影响到中国的南部和西南地方，犹如狂飚怒涛，呼啸汹涌。

也应该看到，义和团时期形形色色的社会心理，往往同时产生着双重的甚至互相矛盾的实际社会效应。影响和支配义和团的，常常是几种互相交织的心理形态。当然，这些心理形态并不是无条件地随意而来，又随意而去。在一些场合，某一种心理特征会更突出地体现出来。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往往又是几种心理形态共同起作用。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某种心理状态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在另一个时期和另一种条件下，同样的心理又会起着消极的作用。

不论是爱国也好，迷信也好，排外也好，义和团时期的社会心理主要反映了社会底层广大群众的脉搏。所有这些社会心理，归根到底，由于缺少强有力的科学的思想武器，而不免形成一种无人能够驾驭的自发的精神力量。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游民阶层，这些组成义和团的主要力量，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理论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使社会心理上升为社会意识，从而也就失去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心理的重要反作用，它最终导致了许多不利的后果，为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崩溃埋下了祸根。

（ 资料来源： 《近代史研究》198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