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本文力图客观地介绍义和团研究５０年的发展进程，对反映和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学术成就进行分析评述，以期对新世纪的义和团研究不断深化提供某些借鉴。

　　五六十年代*氛围的影响

　　建国之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论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义和团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论证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于是有了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把义和团运动视为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革命性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

    总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各地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但毋庸讳言，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

　　八十年代的转向

　　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０年，一些学者提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因而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革命，而应把义和团运动分成反洋教斗争和反侵略战争两大部分来分别分析，其中前者“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而后者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更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他们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并且把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这些反思，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另外，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从阶级斗争理论转向以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变革根本动力的过程中，史学界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在有关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讨论中，也已经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立论了。在有关论著中，义和团运动或者被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反面，或者被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一带而过。

　　有学者在评论８０年代初有关义和团评价的争论时说：“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８０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术重心的转向，义和团运动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研究本身在国内逐渐受到冷淡，不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类研究也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前一趋势并非正常的话，那么后一趋势则应该被视为学术的进步。与此同时，一些更具学术性的课题，如义和团的起源、思想的研究，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内容。

　　关于义和团源流的考察

　　建国之初，源流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般论著大都沿用义和团起源于八卦教、白莲教的说法，并未对之加以深究。源流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始自６０年代。一般认为：义和团的主要组织源流有三个：一为大刀会（金钟罩）组织；二为梅花拳——义和拳；第三则从神拳演变而来。这一看法对以后的义和团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八十年代以后，义和团组织起源的多元性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源流问题上的“白莲教说”和“乡团说”的简单理解已经被抛弃。学者们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推动研究的进展，可归纳为这样几点：１、对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等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教派内部组织状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否定了白莲教起源说；有的学者探讨了义和拳与八卦教、白莲教在历史渊源、活动形迹和信仰体系方面的不同；也有学者提出了民间秘密教派的文武场问题，认为与历史上的白莲教、八卦教有密切关系的义和拳、神拳、大刀会等组织，都属于八卦教的武场。２、学者们开始到秘密教派之外去探寻义和团的起源。提出了义和团是秘密宗教和民间结社的结合的观点，并强调了民间习武团体在义和团形成中的重要地位。３、一直遭受批评或忽略的“乡团说”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多源，不仅表现为各类农民结社，还表现为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结合，而且“反映义和团这个组织全貌的应为后者”；也有学者结合民团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认为“这个运动是由来自社会下层的义和拳等拳会刀社与传统的地主武装——民团相互渗透、广泛结合而形成的”。另外， 研究者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它们的信仰体系、活动形迹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他们注意到神拳在其反抗活动中把民间教门的某些信仰和符咒神术引进组织，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纽带以及鼓动群众、发展信徒的手段。另外一些学者在分析与义和团有渊源关系的混元教、清水教和早期一贯道时，也都注意了对这些教派的信仰体系和活动形迹的分析考察。

　　美国学者周锡瑞曾引用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话来评论中国学者的源流研究：“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最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发展规律的解释。”这一评论或许切中了８０年代初以前源流研究的不足，但在那时以后，中国学者在探讨义和团源流时，已经不再孤立地考察历史上的教派或拳会的活动，而是注意去探求他们与义和团的内在联系了。

９０年代以来，源流研究在热闹了十几年后渐渐沉寂。一方面，有关义和团源流的资料相对较少，研究者往往苦于资料缺乏而难以求证。另一方面，源流研究在试图与义和团本身建立联系之后，也要求研究者关注义和团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广阔社会环境。

　　研究的深化：对义和团思想意识的探寻

    八十年代的学界把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从*思想方面推进到更深入也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层次。学者们以文献为线索，与有关史乘、口碑等资料相参证，来探讨义和团思想意识。在强调民间宗教意识是义和团思想主要来源的同时，他们还指出，其他社会意识、民俗信仰、甚至乡村士绅的意识也渗透在义和团思想之中，使之表现某种复杂性。

    在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的不断深入过程中，研究者开始把义和团思想意识与当时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社会习俗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历史的解答。比如：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模式引入义和团思想研究，同时还运用“从众行为”、“社会刻板印象”等范畴来分析义和团时期的各种现象。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义和团思想意识的文章。如从如下几个方面论证了义和团意识与民俗信仰的关系：（１）天运观念与灭洋意识；（２）全神崇拜与集群意识；（３）附体时尚与传播意识；（４）拳民禁忌与防御意识。

　　义和团运动与乡村社会

　　要深入研究１９世纪末的乡村社会，不仅需要研究乡村社会所处的一般性背景，更需要对具体的村庄乡镇做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不同的乡土社会中产生的不同义和团组织和活动的独特个性。这方面的最大困难在于资料。义和团的研究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以口碑资料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就乡村社会研究来说，８０年代进行的中日联合调查和山东大学在河北威县、山东冠县进行的调查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基础，九十年代出版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仔细研究，考察了这块“飞地”的特殊地理环境、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教会发展和民间结社情况，从而对研究界一直存在争论的梨园屯教案和梅花拳组织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

　　２０００年出版的《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提出了“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民间组织领袖以及乡村各色能人——的概念。该文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做出新的解释。这些成果反映了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向乡村社会的区域化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一个谜：义和团与清廷的关系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的较早阶段，革命史观的一个理论预设始终纠缠着研究者：义和团是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代表，而清政府则是企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走狗，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两者之间因此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不可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８０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进行更为细致地分析，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时期的政策。一般认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义和团之所以在北部中国兴起，主要原因是“在北京有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以及直隶总督裕禄都对义和团反教会的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给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北方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一些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再一个问题是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的原因。传统观点强调义和团自身的发展和力量的强大，认为这是义和团斗争的结果。有的文章则认为义和团能够大举进入北京，主要是因为后党企图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对义和团采取了全面招抚的政策。也有文章认为慈禧确有信邪术以保国的思想，义和团入京是清政府主抚政策的结果，义和团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北京城。

　　关于清廷对外宣战的原因，较早的研究或者强调西方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假照会”对清廷的刺激作用，或者认为是在强大的义和团压力下被迫做出的，以避开义和团革命斗争的锋芒。８０年代中期出现相反的说法，认为促使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是裕禄的虚假捷报，它增强了慈禧太后的侥幸取胜心理。

　　应该说，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较为显著的成就。研究者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不再把清政府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与义和团反帝斗争当然的坚决镇压者。许多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清政府在对外方面的位置，把它放到甲午战后尤其是戊戌政变以后复杂的中外关系中去考察，也注意到了清政府内部不同*倾向的集团在清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被真正置于１９世纪末复杂的*——社会格局之中。

　　义和团研究的进展还受益于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科学利用。除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外，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不少学者还充分利用了档案馆收藏的未刊档案，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解决了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义和团运动１００周年之际，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义和团研究的有关专家，编写出版了对百年来义和团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著作《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为新世纪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学术便利。

（资料来源：《人民网》，本文作者均系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