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100年以前——1900年，也就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在中国的北方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英国、美国、日本、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赶紧派出了联合特遣军前来镇压。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人民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地抗击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世纪最后这一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不仅在当时震撼了世界，而且对中国在20世纪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着复杂的原因和背景，但本质上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民族自救斗争。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巨额的赔款与台湾的割让，使得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它的软弱与衰败，暴露出它是一个比有名的“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 即土耳其帝国）更虚弱的“东亚病夫”。此时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各资本主义强国，都以为大清帝国的瓦解已指日可待，便纷纷在中国抢夺海港，强索路矿特权，划分势力范围。在从1895到1899年的那几年里所发生的事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帝国主义的*家们自己也承认，他们确实是“像饿狼一样扑了过来”。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现实的危险。

还是在1895年初，甲午战争中国败局刚定的时候，俄国的《新闻报》就鼓吹抓住“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的总主笔立德禄则提出：“中国应该被瓜分，如果它不能管理自己，那么有人能够并且愿意管理它。”战后访问远东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吉尔乐也认为，英国无须“对一个幸存下来的帝国纯粹名义上的独立和完整表示关心。”[1]

中国的失败，大大刺激了帝国主义者的贪欲。他们接踵而来，巧取豪夺种种特权。而且当某一个国家掠夺到一些特权的时候，其他国家就以“破坏了势力均衡”为借口，向清政府索取所谓“补偿”，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光绪皇帝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龢的日记中充满了对侵略者这些无理要求的愤慨记载。他在日记中怒斥侵略者“无耻无餍”，“贪如狼，狠如羊，真异类也。”[2]帝国主义者的强盗逻辑，连资产阶级的*家们自己也看不过去。英国保守党议员劳瑟（Lowther）就说过：“索取补偿的理论看来是极为奇怪的。它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抢劫了另一个人，那么第三者就向被抢的人说：‘为了得到补偿，我也应当抢你。’”[3]

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瓜分豆剖”的危险，中国的朝野上下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一些思想活跃的维新派人士鼓吹“救亡图存”和“维新变法”。他们不仅提出“振兴实业”的口号和要求，而且进一步要求兴民权、设议院，改变“上体太尊，下情不达”的*局面。当时也可以说是晚清学术论坛和*论坛最为开放活跃的时期，虽然为时不长，但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气象。受到维新派人士的鼓舞，年轻的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表示了变法自强的决心。在短短103天的“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先后颁布了一百多件诏令，其中关于“振兴实业”的就占了相当部分，包括政府设立铁路矿务部门，提倡私人兴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许其专利，等等。维新运动失败后，许多外国人写文章对维新运动的种种措施极尽嘲讽之能事，把它们说成是卤莽、草率，考虑不周，时机不成熟就仓卒行事。但是几十年后的西方历史学家已能公允地指出：“这个变法纲领就当时民族和王朝的绝望处境来说，倒是非常细微的改革。光绪皇帝值得称赞之处在于他知道当时的困境所在，敢于冒巨大的风险同保守势力，包括他那位炙手可热的姨母（指慈禧太后）决裂，以便最后挽救朝廷。”[4]

慈禧太后和顽固守旧势力不能容忍光绪帝“变乱祖法”，于1898年9月发动了政变。光绪帝被囚禁。鼓吹维新变法的进步人士及其同情者遭到残酷镇压，被剥夺了*上的发言权。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其他维新派人士及其同情者或被处死，或被迫逃亡。反动、顽固的*势力一时甚嚣尘上。但清王朝统治的力量也因分裂而遭到根本性的削弱。

面对残破的局面，清朝统治当局不得不寻求新的支持。兴起于民间底层的义和团运动，开始被它们视为救命的稻草。

义和团是带有浓厚迷信色彩且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它本身并不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而在义和团运动的后期，它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上层，又有着种种割不断的关系。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在它身上体现了保守的、顽固的、仇视外来事物的一面；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它身上更体现了民族的、独立的、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另一面。义和团兴起于外国侵略势力压迫最为严重的山东，并得以在华北迅猛发展，是当时的形势发展使然。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它所代表的文化，也是深蕴于中华民族根基的文化。这一层次的被触发，正说明民族危机的深重。顽固派的利用或操纵，只是其表面的现象。从本质上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自救运动。

义和团的斗争、反抗，正如《义勇军进行曲》（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所说的那样，是中华民族“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完全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建筑起抵抗外来侵略的长城。

（二）

列强所发动的八国联军之役，是帝国主义瓜分狂潮的继续，其目的是勒索更多的特权和巨额的赔款，进一步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深渊。

以义和团为主体的中国人民，所直接抗击的敌人不是很多。1900年6月，由英国将军西摩率领的各国联合特遣军总共只有2100余人。这支傲慢的队伍携带着山炮、机枪和不多的给养，原以为只需要两天就可以顺利到达北京，但在义和团的英勇阻击下，以伤亡近300人的代价，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狼狈逃回天津租界。8月，全力大举进犯北京的联军增至约二万人。他们击溃了清军和义和团的抵抗，并在攻陷北京后派出多支“讨伐队”大肆屠戮义和团成员和其他无辜群众。

义和团的败师逐北和溅血横尸，很受到一些人的轻贱和指责，认为他们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但我们不可忘记：八国联军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却是当时所能鸠集的世界上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军队。在其背后，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所代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血肉之躯的中国人民是在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

资本主义列强拥有以近代科学技术为其坚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代表了当时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最高水平。

在1870-1900年间，也就是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密切得多。这是科学与技术共同改变历史进程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部门未曾受到科学新发现的影响。这一时期热力学和电磁学理论的发展，对于物理学的未来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光速不变性已有实验证明，相对论正在孕育之中。以牛顿经典物理学为标志的近代科学正在向以相对论物理学为标志的现代科学转型。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在比较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产生了崭新的工业——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电力工业中，大规模发电事业，无论是直流或交流，到19世纪80年代均已经牢固建立。化学工业中，1897 年首次进入市场的合成染料，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挤垮了印度的靛蓝种植园；而化学工业中的另一个重要部门——烈性炸药工业，无论是在陆军还是海军的一切种类的军备中，都引起了一次全面的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内，机械化首次成为一般工业的特点。

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并非都是人类的福祉。*的新手段，枪械与火炮，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美国发明家马克沁（H. S. Maxim）所改进的机枪，使得19世纪末期的“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者”对亚洲和非洲那些被污蔑为“劣等种族”的民族占有了空前的优势。正如当时所流行的一首歪诗中所说：“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有马克沁，而他们没有……”[5]这首歪诗道出了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的科学技术因素，第一生产力的因素。

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清王朝的洋务派官员也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当然首先是军事工业，甚至还建立起一支拥有铁甲舰的北洋水师。他们的有关活动，后来被人们称为洋务运动。不能说洋务运动没有功绩，也不能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在这30年中没有发展，更不能说北洋水师的建立毫无实际意义。但对它们的评价确实不宜过高。因为洋务派官员们首要的目的是要“中兴”清王朝的传统专制统治，他们对西方的学术和技术成就，始终持着防范和怀疑的态度。洋务运动归根结底还是失败了。外强中干的北洋水师也在对日战争中覆灭了。究其根本原因，则科学技术的因素，第一生产力的因素不能不凸显出来。中国虽也在发展、进步，但与西方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相比，绝对差距无疑是拉大了。

（三）

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义和团失败得极其惨烈。义和团民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可歌可泣。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可惜的是，义和团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也没有得力的、善于指挥的领导。还在1900年6月义和团抗击西摩联军由天津向北京推进时，一位美国上校就说过：如果中国方面由有经验和能力的军官领导，“（西摩）讨伐队在回到天津前就会被歼灭”。7月初在天津火车站的战斗，英国人记载说：“中国人作战英勇是不能否认的……他们虽不懂得使用武器，有的枪刺上还系带着出厂时的刀鞘，但他们确实不缺乏勇气，所需要的是好的领导和懂得点军事知识。”直到8月20日义和团与英军在南苑交战，一位英国牧师目击之后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被狂热的*所鼓动，几乎像发疯的伊斯兰教僧徒，其中一人的身体被洞穿以后，仍挣扎着重新进攻。“这样的行动在对日战争中是闻所未闻的，自从太平起义以来可能也没有见过。”[6]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首先是使得外国侵略者心有余悸。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从而认识到所谓“瓜分”、“灭亡中国”是决不可能的。老中国通、英国人赫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瓜分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口来说，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平静或者表面上的平静也只不过是不可避免的爆发前的一种准备，由此早晚会在各地发生突然的叛乱，表现出民族感情的存在和力量。”[7]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则向德国皇帝报告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都没有脑力和兵力，来统治这天下生灵的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8]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也使得清王朝不得不改弦更张。沦为守旧势力总代表的慈禧太后在刚逃到西安不久，立足未稳之际，就迫不及待地下诏宣布变法，要求群臣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之因革，各抒己见。”此后清廷在变法中所跨出的步伐，甚至比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所能走的还要大，还要远。

义和团的迅猛兴起和惨烈失败，更使得先进的中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或主要矛盾的症结所在，那就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如果说，义和团的迅猛兴起，主要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解决民族独立和主权的问题；而它的惨烈的失败，则使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走世界各国都在走的工业化、近代化的道路。

中国近代社会的这两大基本问题，从根本上规定和制约了中国历史在20世纪的发展走向。中国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主要解决了前一问题，也即民族独立的问题；而在下半叶，经过多年的艰苦摸索，尤其是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来，已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迅跑。

时至2000年的今天，世界和中国与百年前相较都已有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美国、西欧、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百年前的中国历史依然可以给我们以现实的启迪。
   

   （资料来源：发表于《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