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重点研究的12篇文章中，5篇文章明确地以中国民族主义为主题，另外两篇间接 涉及到了该问题。因此，从1990年到2000年间，《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 中至少一半以上探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传统，中国民 族主义出现的时间大大晚于大多数西方国家。学术界普遍认为，20世纪初是中国民族主 义的诞生之时。美国历史学家考察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时间范围就集中在这一时期。美 国历史学家在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时倾向于强调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的 根深蒂固及其潜在的扩张性。 

　　对于任何国家的民族主义而言，对国家主权的争取和坚持是其核心所在。所谓主权， 就是一个政府自行制定法律并管理所统治国家的权力。美国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传 统中已经包含着较为明确的主权意识。天朝观念则是这种意识的确切体现。乔安娜?韦 利—科恩(Joanna Waley—Cohen)以清朝乾隆皇帝对待西方技术的态度为例，说明中国 的天朝观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较为明确的主权意识。乾隆皇帝在1793年接见英国国王乔 治三世派出的马戛尔尼伯爵(Lord Macartney)使团时曾经告诫来访者，中国不需要英国 和整个欧洲的制造技术及其产品。韦利—科恩认为，乾隆的此番表态并不代表着中国从 来都对西方技术不感兴趣。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早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就对西方实用 技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及至乾隆年间，耶稣会传教士已经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的很多 领域，在朝廷的许可下帮助中国革新技术。传教士甚至亲临清朝边疆平乱前线，辅佐清 军作战。然而，清廷很快意识到，传教士的影响剧增必将危及朝廷对中国民众的统治， 加之欧洲教会内讧使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耶稣会遭到打击，清朝政府便在18世纪末宣布 不再欢迎欧洲传教士的涌入。乾隆的表态就是在如此背景下做出的。欧洲人再次成为只 能对中国天朝制度顶礼膜拜的外夷。韦利—科恩分析道，中国政府急于修复天朝体制的 行为表明：“中国人及其统治者一致坚决反对向任何外来者割让权利或主权……这种态 度必须与孤立主义、对(技术)革新的敌视……以及顽固不化的优越感……区别开来”。 [1](P1525-44)清朝政府显然是因为感受到了西方传教士和马戛尔尼使团对其统治中国 权力的冲击才作出上述决定的。 

　　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乾隆皇帝的根本动机在于维护王朝利益。但中国王朝维护自身 利益的深层根源却在于中国传统中的天朝秩序思想。这与法国人佩雷菲特所提及的西方 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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