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阿拉文章的更大意义在于代表了《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研究 的第二大鲜明特征，即中国民族主义具有外延性。但我们应该明确，历史学家不是* 家或者战略家，其眼中的中国民族主义外延性不能等同于某些美国*家所鼓吹的中国 扩张论。杜阿拉相信，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延性是一对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中国近代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在西方列强日益威胁着中国主权观念的传统根基时发生的。中国民族 主义在此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本能反应，因而具有保守性。然而，在另外一 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护卫者感觉到了西方威胁的确切存在以及中国政府在捍卫天 朝主权观问题上的力不从心，他们想到了利用东方世界遭受西方世界威胁的共同经历， 借反抗西方世界之名重整中国的儒家传统。在这一层面上，20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又具有向外输出价值观念的“扩张”性。例如，康有为于1918年在山东成立的“大同会 ”就以“推广儒家价值观”为宗旨。康有为并不反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但他认为国家 存在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没有阶级、性别、文化与民族差异”的“大同”世界。这样 一来，康有为的“大同”意识实际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存在意义。据信，将“大同”理 想置于国家之上的思想，在孙中山那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据杜阿拉考证，1924年，孙 中山曾在日本的神户发表过一次重要演讲。孙中山在此次演讲中提出了“大亚细亚主义 ”概念，号召亚洲“有色的民族”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团结起来，用中华帝国所体现的 亚洲“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3](P103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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