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延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维护者在西方军事 和文化入侵的过程中所做出的非理性反应。正是因为反应的非理性，处于初始阶段的中 国民族主义实际上偏离了民族主义的正常发展途径，即国家主权与民族意识的齐头并进 。然而，《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直接涉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文章显示出，20 世纪初期的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未能彰显中国的国家主权，而且在培养中国民族意识方面 也无大的作为。就连孙中山这样一位充满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革命先行者也不得不以颂 扬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为条件换取日本人对“大亚细亚主义”的认同。日俄 战争是在中国国土上蔑视中国主权的一场战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主权观的影响之深和 中国早期民族主义的严重局限性。 

　　尽管如此，上述研究成果仍然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实际上，单纯追求传统思想的重塑 和推广的所谓“救世”民族主义无法代表中国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主流。“救世”民 族主义不但具有脱离历史现实的缺陷，而且还不时地遭到以建立主权民族国家为目标的 主流民族主义运动的打击。杜阿拉就曾提到“救世”民族主义团体被国民政府禁止一事 ，禁止源起于与主流民族主义的背道而驰。[3](P1035)但杜阿拉与本文所考察的其他历 史学家一样，没有将主张现代主权观的民族主义作为中国20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趋 势。对儒家思想外延性及其对亚洲国家所拥有的潜在感召力的强调虽然不能说是历史学 家对中国的敌视所致，更不可理解为冷战思维的遗留产物，但至少反映了历史学家以文 明类型划分世界的趋势有所加强。 

　　　　　　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将中国国家实体的延续和维护植根于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传统儒家思想 之中。这决定了中国的近代世界地位首先体现在中国逐渐丧失了在亚洲以儒家思想为基 础的传统主导地位。数位历史学家在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时就已经涉及到了这一问 题。杜阿拉笔下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思想以及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都是中国试 图向外输出价值观以图重整中国国威的具体表现。丽贝卡?E?卡尔以更加详细的笔触 分析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世界地位。丽贝卡认为，中国人在历史上第一 次认真审视自己的世界地位是在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年之内，即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至1911年清廷退位。“亚洲”一词在中国知识分子话语中的变化记载了中国人世界地位 意识的演变轨迹。“亚洲”在汉语里的最初称谓是“亚细亚”。据卡尔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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