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 ”是在17世纪时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引入中国的。但该词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都只是一 个含义模糊的音译词。即使魏源在1844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中，人们也无法找到 有关亚洲的专门章节：魏氏仍然沿用中国传统中以“海”划分世界的方法。19世纪末出 现并被迅速接受的“亚洲”一词表明，中国人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 位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视野中，“亚洲”不仅仅是一个明确的地理 概念，而且还包含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在卡尔看来，对后来历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信息 源于中国人亚洲种族概念的兴起。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亚洲种族意识经历了从 “同文”到“同宗”的演变。所谓“同文”，是指中国和日本同属一个文明。在中国人 眼里，“日本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借鉴显示并证明了日本相对于中国的从属地位”。 日本的逐渐西化以及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意识到，中国的文明体系已经无法 束缚日本的离心倾向。以肤色和遭受西方侵略的共同经历为基础的亚洲“同宗”概念随 之出现。“同宗”概念所包含的已经不再是中国的文化主导地位和文化输出意识。尽管 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仍然根深蒂固，但中国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将重整中国泱泱大国地位 的希望寄托在“同宗”亚洲国家的支持和协同斗争上。例如，1898年反抗美国殖民统治 的菲律宾人就被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欢呼为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先驱。[4]( P1100-1102，1105)
卡尔的分析表明，中国人的世界意识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当时所面临的 国际形势决定了国人对中国世界地位的认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中 国知识分子依然固守天朝观念下的中国优越情结；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面对西方列 强的步步进犯和日本迅速西化的现实。在此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在中国优越性 问题上做出妥协，力促国人向“同宗”的其他亚洲民族学习，以曲线方式拯救国家于危 亡之际。因此，当中国步入现代世界之初，中国优越情结遭到削弱，中国与亚洲其他国 家的主导与从属关系也被颠倒过来。为图中国自救而采取的向他国借鉴经验并正视现实 的态度成为中国在世界意识觉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的束缚不但使刚刚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国沉溺于诸如“大同”世界、“大 亚细亚主义”、亚洲“同宗”等幻想之中，而且还使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知识精英以及 各届政府将政策重心放在了国内思想的统一和与拥有相似历史经历的国家之间的联合上 。因此，“重视东方，忽视西方”成为美国历史学家笔下中国世界地位的另外一大特征 。阿瑟?沃尔德伦(Arthur Waldron)通过考察中国军阀制度的演变，既揭示了中国在20 世纪前几十年无暇跻身世界国家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说明了导致中国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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