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并最 终忽视西方的关键现实因素。中国本无“军阀”一说，但清朝的瓦解使地方势力急剧膨 胀，陈独秀于是在1918年率先使用该词以指代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军阀混战不但完全 扰乱了中国的社会秩序，束缚了中国处理外部事务的手脚，而且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 论战。陈独秀认为，中国唯有打倒军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才能实现统一。而以胡适为 代表的另一方则辩称，中国可以依赖军阀之间的自愿联合逐步实现统一。沃尔德伦认为 ，尽管双方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均未摆脱中国传统*思想的束缚。他们的论战集中于 中国传统思想的两大关键要素，即“个人的道德责任和中央与地方政府相互关系的问题 ”。“陈强调了个人作为权力集中者的作用，他因此实际上支持采用郡县体制统治中国 ；胡则坚持封建传统所代表的分权思想”。因此，陈、胡二人及其所代表的两派*势 力的争执集中在如何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实现国内思想和*上的统一。而试图实现的 统一仍然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反对军阀的阵营从一开始便将军阀 与西方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反对阵营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无疑加剧了中国社会对西 方世界的仇视。[5](P1073-1099)
威廉?罗杰?路易斯(Wm.Roger Louis)对香港问题的研究从另外一个侧面突出了中国 传统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外交的影响力。路易斯以1945—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时期中英两 国*家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为切入点，探讨了英国能够在战后继续占领香港的深层原因 。当然，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英国继续占领到支持英国 统治的转变。这毫无疑问为中国政府收复香港设置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英国政府日 益强硬的姿态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一大原因。然而，路易斯认为，当时主宰中国命运的国 共两党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坚定了英国政府的强硬。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乐 于利用英国占领下的香港运送大批军队到中国内战前线，而对于深处西北、在国内力量 对比中尚处于劣势的*党而言，香港根本就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迫切问题。路易斯对 于*党的立场评论道：
简言之，毛(泽东)从中央帝国的角度看待世界*，认为中国本土远比边缘或者边疆 地区重要。包括英国、美国、甚至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似乎相当遥远。毛和他的接班人 满足于香港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资本投资、及至中国三分之一的外汇收入和 重要的金融服务。毛的观点在中国具有代表性，其影响延伸至1997年7月政权交接之时 。[6](P1056)
我们可以不同意路易斯的分析，但却可以看出其在中国的世界地位问题上与其他学者 的根本一致性。此处的一致性是，中国的*家更愿意从中国传统思想的角度出发，以 一种既注重实际又远离尘嚣的姿态看待世界态势。也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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