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问题 

　　由于近来《美国历史评论》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普遍关注，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社会问 题的研究同样被打上了传统思想的烙印。换言之，中国的传统思想不但影响着中国近现 代民族主义运动和中国看待世界的角度，而且还是中国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 。就笔者所考察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大致沿着两大方向进行：中国 当代社会问题的历史根源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 

　　突出中国当前社会政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之间的巨大相似之处，是美 国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历史根源时所体现的最大特征。曾与美国著名汉学家 费正清一道撰写《新编中国史》(China:A New History)的默尔?戈德曼(MerleGoldman)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这种关注模式。戈德曼在文章一开始就表明了 他的立场：“他们(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实行的中国经济市场化和中国社会向外界开放 的政策所造就的中国与1949年革命之前的中国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拥 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尽管此文严格地讲只是一篇回顾与综述文章，但作者显然是赞成 他所评述的观点的。戈德曼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民主化进程、市民社会的建立三个 方面阐述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首先，戈德曼认为，邓小平开始实施 的中国富强政策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的中国自强运动。当时的革新派力图通过发展经济 与技术使中国赶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当代中国还借鉴了包括日本、韩国 在内的所谓“后儒家思想”邻国的发展经验，实行土地改革、市场经济和出口贸易等政 策。其次，中国在村民选举和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权限方面也延续了19世纪末 的改革运动。按照戈德曼的解释，早在1907年，天津就实行了第一次西方式选举，而到 1909年，这种选举方式已在中国全国推广。至于立法机构的权限问题，戈德曼同样坚持 ，清朝末年的改革者已经开创了通过选举产生国家议会并以宪法统治国家的先例。第三 ，市民社会的逐步建立也得益于清末改革者的启发。所谓市民社会，即由在*之外的 相对独立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府决策的社会团体所组成的社会公共区域。戈德曼 认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思想源于梁启超的大力倡导。[7](P153-64)因此，19世纪末以在 变幻的世界格局中维护传统封建统治秩序为主要目标的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却为中国当 代的社会政策作了铺垫。戈德曼不时地对中国缺乏“*体制的民主化”表示“遗憾” ，这进一步说明，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将中国现行的改革开放视为封建维新运动的翻版 。这种观点忽视了两场改革运动在产生背景、发起者、社会环境和根本动机方面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