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 区别,因而是片面而不妥当的。
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则是美国历史学家近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时所 体现的最大特征。《美国历史评论》2000年12月举行的“中国历史上的性别与男性”论 坛集中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势。在性别问题上,中国历史突出了男尊女卑的特点。正因为 如此,大部分历史学家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女性所遭受的歧视及其社会地位上。论坛则独 辟蹊径,从男性社会角色的角度剖析了中国的传统社会。苏珊?曼(Susan Mann)从宏观 的角度勾画出了中国男性在传统社会中的三大角色区域:家庭、帮会、友谊。在这三大 区域中,男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与同性的交往中度过的。中国传统家庭的家长以延续香 火为首要任务,男性家庭成员顺理成章地成为家庭的决策者,男性的交往范围也被限定 在父亲与儿子以及兄弟之间。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无数男性涌入城市谋生。在缺乏家 庭保护而又孤立无助的情况下,男性往往结成帮会。而同乡、同师门、同年应试、同学 等关系则通常会为男人之间的友谊奠定基础。[8]阿德里安?戴维斯(Adrian Davis)的 研究探讨了男性在家庭兄弟关系中的角色。戴维斯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中不但男女之间 存在等级,即使在兄弟之间等级同样森严。年长的兄弟常常被父母赋予更大的家庭决策 权。即使在犯法之后接受法律惩处的问题上,清朝的律法和司法机构也坚持长者从轻的 原则。[9]李?麦基萨克(Lee Mclsaac)以中国抗战首都重庆为例,分析了中国帮会的组 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袍哥”组织是当时重庆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的帮会。尽管“袍 哥”组织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结拜兄弟为榜样替成员伸张正义,但其内部 的等级制度仍然十分严格,“大哥”的地位不容挑战。[10]诺曼?库切(NormanKutcher)则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男人之间纯粹基于友谊的交往进行了研究。库切认为,在 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以平等自愿、共度难关为特征的男性友谊关系之所以长期受到儒家 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反对和排挤,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此类关系的存在有悖于儒家等级 森严的社会秩序和国家体制,并会对后者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11]
论坛文章的焦点尽管不一,其结论却是一致的。强调等级尊卑、中央集权的儒家思想 对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深刻而彻底的影响。不但男女之间的尊卑界线不可逾越,长期处于 社会主导地位的男性之间同样如此。论坛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传统社会中男性的主要 活动区域无不按照君臣、父子、男女、长幼的等级秩序组织。只要男性群体不逾越等级 制度的界限,儒家知识分子和政府不仅会不加干涉,而且还会以法律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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