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本文所考察的文章涵盖了20世纪的最后十年。天朝观念及其所依据的儒家思想的无处 不在是贯穿这些文章的主要线索。在我们目前所关注的历史学家的眼中，儒家思维模式 左右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它不仅使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和近代外交充满幻 想成分，而且还使中国社会——甚至男性社会——等级森严。它虽然阻碍了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但其所引发的维新运动却预示了中国以开放心态争取新生的必由之路。 

　　除此之外，《美国历史评论》近十年来所发表的中国研究文章还反映出了某些新的动 向：其一，中国研究文章的意识形态色彩继续淡化。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历史学家的 中国研究总是被中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所困扰。就连费正清这样的资深汉学家都未能幸 免。[12]尽管本文所关注的历史学家也不时地谈及中国的*制度，但一般都显得较为 温和并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加以对待。意识形态淡化的另一标志是对很多历史事件的分 析比较公正客观。例如，韦利—科恩在探究18世纪末中国再次闭关锁国的根源时，就没 有片面责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韦利—科恩认为，“18世纪末期，中国与西方关系出 现裂痕，责任并不全在中国一方”，欧洲教会的内讧导致对中国持较为友好态度的耶稣 会的失利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1](P1528)至于路易斯对香港问题的研究，虽然我 们在上文强调了他将中国的立场归结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结果，但其主要精力还是放 在了对英国政府和香港历任总督政策的剖析方面。其次，这些文章体现了美国的中国研 究中文化研究趋势的加强。文化研究以注重考察现实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为特征。价值观 念体现于社会的意义模式，生活方式和社会语言都是重要的意义模式。[13](P33)美国 历史学家给予极大关注的儒家思想本身就是一套缜密的价值体系。杜阿拉、卡尔、沃尔 德伦三人的文章则从解读特定历史时期社会语言中的关键词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入手，为 我们展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历史片断。杜阿拉和卡尔以“亚细亚”和“亚洲”两词在中 国的接受和使用情形为线索，论证了被传统思想束缚的近代中国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无 奈和无助心理。沃尔德伦则通过分析“军阀”一词的渊源，将读者引入了中国20世纪初 的*争论之中。至于社会生活方式，整个“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都是围绕 其展开的。然而，“中国历史中的性别与男性”论坛更大的意义在于，它将美国最新的 性别理论引入了中国问题研究。美国开展女权主义和妇女史研究已有时日，对妇女问题 的研究不仅使性别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还激起了人们对男性研究的巨大 兴趣。美国学者布赖斯?特雷斯特(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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