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年鉴学派和环境史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认识。 

　　年鉴学派强调地理自然条件的稳定性。自然环境作为结构因素，就是因为它们在很长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布罗代尔提到，自然条件等结构因素既是历史的支撑，又是历史的障碍，“说它们是障碍物，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一系列的限制，人类和人类的经验很少能超越这些限制。试想一下，打破某些地理环境、某些生理现实……是多么困难”（注：转引自克里齐斯托夫?波米安：《结构史学》，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总之，年鉴学派强调的是地理自然环境的稳定性，自然因素总在固定地、周期性地发挥作用。自然环境如果发生变化，也是量的改变，而且是极其缓慢的改变。所以，在布罗代尔那里，地中海就成了亘古不变、几乎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永恒因素。而拉杜里于1975年在法兰西学院发表的那篇纲领性演说就是以《静止不动的历史》为题的（注：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与此相反，环境史学家意在表现自然生态环境的历时性变化，强调自然的脆弱性及其不稳定性，强调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大量环境史学就是要突出时过境迁，表现沧海桑田、海枯石烂等地貌景观的急剧变化。在多数环境史学家眼里，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比较脆弱，其平衡很容易被人类活动所打破，在人为的过分干预下就会出现突变、质变和灾变。洪水、干旱、生物入侵、环境污染、荒漠化、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自然环境的灾变都受到环境史学家的青睐。环境史学家认为，在人的作用下，自然地理环境即便在很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剧烈的变化。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就旨在强调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后，美洲的沧桑巨变；克罗农的《土地的变迁》则描述了白人到来后新英格兰地区自然和社会生态的破坏；而沃斯特的《尘暴》也凸显了大平原在1870—1940年间由于过度开发，由草原王国变成不毛之地的经历（注：Alfred Crosby，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William 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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