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07（June 2002），p. 803；Andrew C. Isenberg，“Historicizing Natural Environments：The Deep Root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Lloyd Kramer and Sarah Maza，eds.，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ical Thought，Malden，Mass.：Blackwell，2002，p. 376；Shepard Krech III，John McNeill，and Carolyn Merchant，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Routledge，2003，Introduction，xi；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第424页。），但均语焉不详。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曾经略有提及（注：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高国荣：《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另拟专文进行梳理。本文仅对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略作探讨。
一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首先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年鉴学派所以重视这种作用，与法国历史学地理学化的传统有很大关系，而该传统可以“上溯到16世纪法国著名历史理论家波丹（1530—1596年）”，但只是从孟德斯鸠“开始才具有了真正的史学研究形式”（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版，第5页。）。法国史学界非常善于从法国地理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受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法国地理学与德国地理学就形成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法国的维达尔学派与德国的拉采尔学派交相辉映。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地理学界没有在是否应该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支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一贯主张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另外，法国地理学区别于德国地理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对德国学者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而主张地理或然论。维达尔学派认为，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并不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关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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