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对自然地理条件等结构因素的重视，与法国地理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勒高夫提到，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注：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3页。）。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页。）。 

　　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34页。）。 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该书分为3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环境的作用”，该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注：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版序言，第8页。）。到年鉴学派第三代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尝试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并带动了对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性史等的研究。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之二，还在于它的总体史观念。在年鉴学派看来，实证史学将*事件史、*精英史看作历史的全部，以偏概全，是对历史的肢解，“从而离科学历史认识越来越远”（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53页。）。布洛赫提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注：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总体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可以从其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发刊词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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