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费弗尔和布洛赫指出，他们所以采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提法，其中的一个缘由就在于这两个词比较模糊，涵盖面较宽，可以包容各种跨学科的研究。1946年，《年鉴》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使这一杂志更加具有包容性。勒高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历史总体。”（注：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4页。）依照总体史的观念，自然史、生态史和环境史就必然应该纳入新史学的研究范畴。无疑，环境史属于新史学衍生的分支，是实践和贯彻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史学希望建造一种置身于社会时间中的、无所不包的人的科学，某些伟大的生物学家希望把生物学的历史改造成一种研究工具，并把他们的研究扩大到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在内的人类生态的范围，这两种努力的汇合预示着广阔的前景。新史学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注：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14页。）尽管年鉴学派并没有提出生态史和环境史这一概念，但他们非常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作用，他们的一些著作为许多美国环境史学家倍加推崇。
撰写总体史，就必然离不开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战后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不仅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而且甚至还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产生了包括环境史学在内的许多新的学科。就环境史而言，与它联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仅就人类生态学而言，它包含一些公认的假设：“1.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这许多物种之中的一种。2.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反馈，使得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3.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着自然和生物学上的潜在的限制。”（注：弗雷德里克?H．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13页。）这些原则也都是大量的环境史著作反复要说明的一些道理。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毫不犹豫地认为当代实践能昭示历史上迄今未引起注意的种种联系”（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布洛克提出，要“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