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46页。），他认为，即使历史学可以被定义为处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的科学，那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埋首故纸堆而不理会现实。费弗尔则反复提到，历史学既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注：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7页。）。布罗代尔也多次重申费弗尔的观点，认为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注：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61页。）。尽管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认识的目的的长期争论不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走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承认，研究历史绝不是为了要将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以附庸风雅，而是要将它作为了解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为现实需要服务，历史研究才有意义和前途。历史研究和现实的结合，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它也说明人对过去的认识深度受当前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也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的要义之一。环境史学之兴起，受到了现实社会因素的推动。而研究环境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对结构因素的重视。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说：“史学不仅能够分离出结构，而且它所首先感到兴趣的也正是这一任务”，在史学家眼里，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他同时提到，“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将导致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动。这样一个整体，事实上只有在它满足了其他条件时才会使史学家感兴趣，特别是这一整体应当维持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应当成为一种长时段的现象。”（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在布罗代尔那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依据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而有所区别，“对象的存在时段越久，时段赋予对象的重要性也就越大”（注：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88页。）。研究对象因此可以分为结构、情势和事件。地理环境、生理现实、生产方式、文化心态都属于结构的范畴，它们在许多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背后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就必须深入到这些幕后和深层结构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释真正的历史活动。
布罗代尔承认，“我感兴趣的是几乎不动的历史，重复的历史，被波动和事件的表面覆盖着的历史。”（注：鲍绍霖、姜péng＠①、于沛、陈启能：《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他认为，结构决定历史，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