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把环境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注：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 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293.），他的主张基本被美国环境史学界所接受，尽管克罗农、麦钱特为这一模式添加了历史叙述和人口生产等新内容，但这些添加都只是对沃斯特范式的局部修正。沃斯特所提出的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都属于年鉴学派所说的结构因素。但应该看到，沃斯特不仅从年鉴学派，而且也从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汲取了养分，这是沃斯特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的。 

　　年鉴学派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中就提到，不崇尚方法论和理论的空谈，而强调个案和具体的研究（注：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他们并不认可以宏大叙事闻名的汤因比，他们提到，“汤因比的历史观虽然以其高屋建瓴和无所不包令人炫目，但这种历史必定因采用大量第三手材料和不费力气的泛泛空谈而搞成一笔糊涂账，这绝不是我们的治学方法。”（注：勒高夫：《新史学》，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0页。）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家和年鉴学派也比较一致。迄今为止，大部分环境史著作都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从事具体的实证研究，而关于环境史学理论的探讨则还需要大力加强。对微观研究的重视，也使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历史的碎化。 

　　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环境史提供了不少启示。不仅如此，年鉴学派中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在自然生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拉杜里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气候、人口、瘟疫等问题饶有兴趣，并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他于1967年出版了《公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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