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4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发表过可称为环境史的文章。1989—1998年间只发表过4篇,此后就连1篇都没有了”(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6.麦克尼尔并没有说明,他用以判断文章与环境史是否有关的衡量标准,因此笔者对以上数据,多多少少持怀疑态度。另外,笔者也见到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伊格尔斯就提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年鉴》中关于气候和生物学方面的,以确凿事实为依据的文章比比皆是”,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法国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认为,把年鉴学派看作是环境史的先驱是值得商榷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他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年鉴学派从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尽管在1974年以前,他们从未采用这一术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术语,然而他们的方法对环境史学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注:J. R. 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 ment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2,no.4(Dec 2003),p.14.)所以我们也不可夸大年鉴学派对美国环境史学的影响和美国环境史学对法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法国历史学界大多不用“环境”(Environment)一词,而用“境地”一词。直到现在,法国自称为环境史学家的学者和加入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历史学者的人数都还非常有限(注:包茂宏:《热纳维耶芙—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1页。)。
二
环境史学的诞生,固然受到了年鉴学派的诸多启发,但也应该看到,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之间存在差异。环境史学和年鉴学派不仅在产生背景、研究重点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别,而且它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也持不同的观点。环境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而年鉴学派则强调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决定性;环境史学强调生态的变化,而在年鉴学派那里,生态则基本上是固定的;环境史学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感*彩较浓,而年鉴学派相对来说则显得更为冷静客观。
首先,年鉴学派之诞生,主要是传统史学(以兰克的实证史学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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