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关于宋君荣评论通信渠道的分析，忽略了中俄战争和礼仪之争造成的敌对外国人这个现实背景，而面对这类现实情况，换中国任何一朝统治者都会有类似防范行为，不能当作清朝之帝国扩张意识的独特表现。至于传教士领票，更是直接与礼仪之争相关，而不能视为绘制地图背景下的保密手段，当然领票政策反映了清政府对于外国势力干涉内政的忧虑，但这种情绪同样不能作为清朝具有在世界上争霸意识的证据。防范外人本是中国历代政府所惯有，其轻重程度则随对外政策之不同和对自身力量估计之不同而有差异。本书作者把每件事都看做清朝所独有，并联系到清朝的殖民意识，而在其论述中则没有建立起关于这种联系的明确逻辑链条。若说清政府有意识对所有遥远欧洲国家奉行*保密政策，则无法解释测绘成果在《全览图》完成之前已被耶稣会士顺利寄往欧洲；若说康熙命令绘图是有意对一个在逐渐侵占地球的欧洲宣示其主权及自己在近代早期世界中的地位，则为何又没有把《全览图》当作正式文件寄送欧洲各主要君主？至于对俄国的防范与寄图，因有现实的边境纠纷和军事威胁，事属理所当然，换一朝亦会如此。而且，固然《康熙全览图》长期影响了西方人对中国疆界的看法，但这地图并非康熙主动送去欧洲，他并没有向遥远的番邦异国展示自己帝国结构的意图。总之，从这件事情上判断清朝有一个明确的涵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概念并不恰当，它所感受到的只是迫在身边的俄国问题，它的世界意识仍只限于历史上与中国有接触的地区，它设想建立的世界秩序也只限于这个范围，称其已有与欧洲强国争雄、甚至计划将其主权向那里延伸，这不合实情。从清廷对历次西方来使的诰文中即可看出它的世界与西方国家的世界并不在同一平面上。另外，由耶稣会士架起的中西间的桥梁是一根单薄脆弱的链条，而将康熙、乾隆等帝王的国家意识、世界意识与整个官僚结构的这些方面意识割裂开来讨论，在中国背景下显然不合适。 

　　在第三章，作者比附西方的历程而分析早期中国人对他民族的图像表达与清朝可称为人种志的作品不同，例举了《山海经》、《史记》列传，唐代的《西域图记》、阎立本的画、《通典》所记载的《诸蕃风俗记》、《突厥所出风俗志》，宋代的《诸蕃志》、《宣和画谱》，明代的王圻《三才图会》、《异域图志》、茅瑞徵《东夷考略》、《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诸夷杂志》、《咸宾录》等，称这些作品中关于外国人和远方生物的状绘都因不加核实而奇形怪状，正如早期西方人描述其他人的作品。直到《古今图书集成》才看到包含着以不同的方法论原则得来的不同类型的信息，地理部分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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