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支线，以维持这座城市的繁荣。他们在潘复的领导下，把线路问题提交给津浦线将要穿越的所有四省绅士，并把它与刚刚开始的“收回路权运动”联系在一起。他们把否定向鲁东修筑铁路提到收回利权的高度，强调最初的线路威胁到了中国主权及其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源（特别是煤）控制，但却没有人强调修筑济宁铁路的真正意图，即这条铁路给济宁所带来的商业利益。这种观点把江苏、安徽、山东和直隶的绅士、甚至巡抚们集结到了一块。这些压力最终迫使有关方面做出让步，确定向济宁修筑一条支线——充济铁路。（详见第146-150页））彭氏指出，济宁这场斗争的组织者实质是为了把他们的家乡与沿海经济联系起来，但非常老练地用民族主义的诉求打动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们。这些士绅和商人对全国士绅所做的有效诉求基本上全部基于中国*的需要而不是自己家乡的经济困境。因为黄运必须融入“沿海的”*经济中，以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帮助其应对环境和经济困境。为了获得把黄运的更多地区纳入到新经济网络的基础设施，其领袖不得不根据“自强”的利害关系而非当地的福利因素来阐述其观点，从而达到自己真正的目标。
彭氏的研究还不禁使我们把它视为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研究的“接力”著作之一，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二百年来中目社会的演变。如亚当?斯密对18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情形的描述为：“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66页。）而在彭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20世纪的中国某些地区得到了发展，有的地区却已“退步”。在“退步”地区，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已经无法勉强地敷衍下去。在黄运，燃料短缺不但使负责拾柴和烧饭的妇女儿童花费了不计其数的额外劳动，还引发了无数的社会冲突。为了节约燃料，人们在寒冷的日子里也舍不得生火，经常不离开炕，少吃熟食。（第125页）
当然，彭氏的研究并不汉仅是早期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简单延伸。他进一步指出，燃料危机造成的损害并非直接的痛苦；人们绝望的反应恶化了长期的环境问题。由于农民很快就用完了木材，而且很快用完了谷糠、树枝、树根及周围土地上的杂草，他们被迫燃烧畜粪（这原是作为肥料使用的，被用作燃料后，严重地影响了土地的肥力）。因为农民极度缺乏秸秆，甚至那些不烧畜粪的人也逐渐失去粪便的某些利益。华北与施肥和混合肥有关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有机质，无法吸收在肥料堆积中释放的氮。作为屋顶材料的麦秸和稻草变得极其珍贵，舍不得用在混合肥中。黄运已经衰竭的土壤在整个20世纪早期逐步恶化下去，（第136页）土地越来越不堪重负，人们对环境的利用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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