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宽政——人口增长的刺激因素之一——种下了清朝衰败的种子,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间接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经济障碍。”(第275页)还有学者认为:“在中华帝国末期的历史中,人们已在许多方面感受到了人口的增长,这是由清代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人口的增长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最终是毁灭性的,那么,它对*制度的影响也同样严重。”见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彭慕兰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治国思想与宏观战略大转变的角度来解读中国的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从而凸显了新经济政策给黄运造成的压力和贫困。而学者历来所关注的人口压力,与国家政策转型及服务减少所造成的压力相比,在黄运社会经济衰退中所起的作用远没有后者来得突兀和直接。在传统的治国之策中,中央政府从江南等富裕地区榨取财富,用以维持自然生态较为脆弱的华北、西北等地区的生态循环。但自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中国加快了其国家构建,以不懈的努力来建设富裕、具有竞争力的地区,并在这些地区创造了现代类型的国家和经济。但国家政策的改变,使“腹地”再也无法从江南等地得到必需的资源用以维持基本的生态循环,国家在这些地区所提供的服务也日渐减少,从而使社会生态每况愈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许多地区承受着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而黄运的问题尤为突出。中国大部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往往是其最繁华的地区,一穷二白的黄运则是一个例外。彭氏明确指出,马尔萨斯学派所说的人口压力,并不能解释19世纪中期以后的生态恶化问题,因为黄运的人口在19世纪40年代至1949年这一百多年里并没有大的增长。(第121页)
关于对中国农民土地经营和劳动力分配的研究,彭氏总结为“单一逻辑”和“多重逻辑”论。“单一逻辑”论的持有者,如马若盂(Ramon Myers)、罗斯基、洛伦?勃兰特(Loren Brandt)等认为尽管不同的农民拥有不同的资源,但他们全都按同样的方法(即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资源。马若孟认为:“家庭的首要目标是通过农业劳动和其他资源,或者通过手工业、商业和其他职业获得尽可能多的收入。”(注: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5-146页。)“多重逻辑”论的支持者,如景sū@①和罗仑、陈翰笙、黄宗智等认为不同的阶级按照根本不同的逻辑来决定其行为。黄宗智认为,那些经营大的“经营性农场”的人是利润的最大化者,但那些更近似于谋生的农民则不是。某些人对从其小农场中获取可靠的收入是如此的绝望,以至于他们从事着“自我开发”,在这类劳动获得的边际收入已然极大地低于现行的报酬以后,仍把多余时间投入进来。其他人则孤注一掷地种植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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