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者中间存在三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冲击—回应”、“传统—现代”与“帝国主义”，这三种模式都认为近代中国变革的动力来源于西方，是由于接受西方的刺激而引发的。鉴于此，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三种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书概括为一种模式：即“冲击—回应”模式。后来美国史家柯文(Paul A.Cohen)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对战后美国近代中国史研究中的这三种模式做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以“中国中心观”为主导范式来研究中国历史，注重从中国社会内部来考察，把中国社会进行或纵或横的分解，并借用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注：参阅（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该书英文名为Discovering histary in China:Amerioan histarical uriting a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ck:Cohumbia Umiversity Press,1984.）。作为对三种以西方为中心模式来考察中国近代史的“反动”，柯文的“中国中心观”能看到以往研究者没有能注意到的许多面相，并注意把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按层次和地域区分，这自然是很可贵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甚至海外汉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动向，“这无疑是美国汉学界的新进步，当然是很不错的”（注：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自序》，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页。）。另外，作为对“文化帝国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这种趋向也反映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大约与比柯文此著略早的萨义德(Edward W.Said)就提出东方主义，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参阅萨氏著Orienalism一书）（注：本书英文版在1978年出版，中文版是1999年，译名为《东方学》，王宇报译，三联书店，1999。），而日本学者则提倡“在亚洲思考”和“作为方法的中国”（注：参阅孙歌发表在《读书》上的《亚洲意味着什么》等文章，已经收在孙歌《求错集》（三联书店1998）第27-72页；又可参阅其《“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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