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与此同时,费正清也倾向于将文化视为巨大的时间间隔之内单一的固定的形式。此外,他还有意视之为十九世纪吞没大清帝国的那些灾难的主要原因。中国的文化主义被置于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抗争的地位,而且恰恰是由于这种文化主义僵硬的特点,它无法创造性地回应西方。于是,在某一方面曾经解释了中华文明经久不衰之生命力的层面,在另一方面却又成为防止中国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生变革的主要障碍。费正清的追随者们认为,那些被自身的文化优越感所鼓舞的中国官员,很容易陷入幻觉之中,他们从来不曾理解或是直面中国在十九世纪所遭遇的真正挑战。

         虽然这种诠释自有其重要性,但它在冷战期间却别有意味。在美国,费正清的文化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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