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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史研究五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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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也还依然健在。当时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在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2]。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也还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3]。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结下了不解之缘。
重视对鸦片战争以来近百年史的研究，是中国-党人的一贯主张。早在1941年5月，毛泽东就批评了那种“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恶劣学风，提出：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4]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纪念中国-党的28周年。文中不仅历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果的痛苦经历，也总结了在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之后，中国的面目所起的变化，说明了中国-党人之所以“一边倒”和走俄国人的道路的必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文中列举了在中国-党出世以前的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中国人：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5]
这四位，一位是太平天国的天王，两位是戊戌维新的主将，还有一位是辛亥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正是以他们为代表，概括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反对内外压迫者，而最终由中国-党人完成了先人遗志的斗争历程，从而表达了中国-党人对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的一种崭新的解释。
三个月后，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又在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中，对中国近百年史的几个节点，作出了相当明确的表达：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6]
其中的所谓“三十年以来”，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以后对自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通常以前一部分为中国近代史，而以后一部分为中国现代史；而从革命史的角度，前一部分又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后一部分又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近代史，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晚清史再加上民国时期最初的八年。然而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由中国-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阐述主要有：
一、 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系中国-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最初于1920年代末所提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论著中，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曾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论证。
二、 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党》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7]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8]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9]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
在研究体制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建立，应是最为明确的标志。这个于新中国诞生之初即行设立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是以范文澜为首的来自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部分史学工作者于1950年5月所组建的[10]。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的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设立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也培养和聚集了一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人材。
在研究史料的建设上，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编辑这一套资料丛刊的主要目的，“是供给高中和大学的教师们、历史研究工作者们做参考。”在以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等十一人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的指导下确定编写的有关资料，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实际上也可以说都是晚清-史的资料。这个编委会的规格之高，为迄今所仅见；而相关资料的编选者，也多是著名的学者。1950年代所编成的十种资料中，最先出的是第九种《义和团》（1950年编成，1951年出版）。这部书的提早出版，“是为了纪念义和团五十周年”，又由于当时适逢朝鲜战争爆发，“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最后编成的是第五种《洋务运动》（1959年编成，1961年出版），则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历时最久（几占中国近代史80年中的一半时间），而相关资料包罗万象，篇幅过巨，编选难度较大之故[11]。这十种资料的有关情况见下表：
表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种）明细
资料名称
编 者
册数
总字数（千字）
出版时间
鸦片战争
齐思和、林树惠、寿纪喻
8
2431
1954
太平天国
王重民、王会庵、田馀庆、向达、朱偰、金毓黻、胡小石、张秀民、陈山、贺昌群、荣孟源、邓之诚、郑天挺、郑鹤声、刘桂五、刘钧仁、谢兴尧、罗常培、罗尔纲、关吉罡
8
2261
1952
捻军
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
6
1826
1953
回民起义
白寿彝
4
1394
1952
洋务运动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
8
3224
1961
中法战争
邵循正、聂崇岐、张雁深、林树惠、单士魁
7
2745
1955
中日战争
邵循正、张雁深、孙瑞芹、张蓉初、林树惠、段昌同
7
3019
1956
戊戌变法
翦伯赞、刘启戈、段昌同、林树惠、王其榘、金家瑞
4
1627
1953
义和团
翦伯赞、荣孟源、杨济安、王其榘、金家瑞、林树惠
4
1450
1951
辛亥革命
柴德赓、荣孟源、单士魁、张鸿翔、刘迺龢、陈桂英、张次溪
8
3255
1957
十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三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因此，这十种资料，可以归纳为“八大事件”。有关资料的“序言”或“叙例”中对这些事件的概括，乃是资料的编选者——首先是研究者，经反复推敲而形成的见解，它们实际上是1950年代近代史学界对晚清-史中相关事件的一种已成共识的经典性表述[12]：
一、 关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地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但同时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在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之，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教育。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学习中国近代史应当从鸦片战争开始。
二、 关于太平天国和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一百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前后坚持了十四年，势力扩展到十七省，革命的英雄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了强大的武装，实行了各种革命政策，发动了广大农民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并且担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任务，他们的这些英雄行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固然太平天国仍旧是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它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之下终于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在南方的粤、桂、湘、赣，北方的苏、皖、鲁、豫，各地农民群众因不堪虐政的压迫，已纷纷起来，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这些农民军，大大小小的组织非常多，其中声势比较雄厚的，在南方要算天地会，在北方则是捻军。……捻军是北方农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也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北方的再起。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而忽视捻军和其他反对满清专制王朝的起义军的活动，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研究是不够全面的，也就不能看出当时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强性和普遍性。
把回民起义简单地看作回民单纯的活动，是不对的；把回民起义看作回汉两族的斗争，是更不对的。我们应该把回民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形式，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猛流。
三、 关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约三十多年。这是清政府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当权派，采用资本主义外壳以保持封建统治的一种自救运动。它的产生，是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对太平军作战中，一部分官僚军阀认识到自己军器窳败、船只缺乏的危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洋人船坚炮利的可怕，而对外国屈服；同时也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利用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有意识地提倡起所谓“新政”。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在中国抢得更多的权益后，认出清朝统治阶级已彻底屈服；清政府兴办这些“新政”对它们不但不是什么威胁，反而更便于对中国人民进行深度的剥削与奴役。这就是它们和清朝统治阶级互相勾结的-基础。因此在这期间，它们尽量把巨额的-和大批军官、技术人员供给清政府，共同合作来屠杀中国人民。
这种“新政”并经不起考验，它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过程里，遭到了彻底的破产。然而，为期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对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也产生过一定的作用。……它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条件。并且，使中国的无产阶级获得了一些发展。同时，清政府既办理洋务，便不得不培养一些懂洋务的人才，通过同文馆、水师学堂及派送留学生，栽植了一些通达外情、理解科学的技术人员。这些人中，一部分在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做了走卒，但也有些人因接触西洋事物而接触了新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桥梁作用。
四、 关于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为了反抗法国资产阶级的侵略越南和中国各地而进行的正义的战争。
当时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十几年中，中国本身已经迅速地沦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的统治秩序；但它们同时还分别向中国的邻邦下手，要灭亡这些国家，藉为进攻中国的基地。法国在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就公开地叫嚣着要进入中国的西南。因此中法战争不仅是援助越南，也是中国自卫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战争。
中法战争的特色，在于中国人民主动地进入了战争，许多官吏和将领也都大声疾呼主张奋起抗战。满清统治者看到自身利害的关系，被迫应战，甚至主张投降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也不敢公开地阻挠出兵。……这次战争，以冯子材将军统帅的部队在谅山大破敌军而终止。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对外国侵略者艰苦作战而获得巨大胜利的一次战争，尽管当时主张投降的统治者甘心自认失败，法国侵略者却不能不狂叫着北圻的惨败。
在中法战争以前，中国统治阶级中洋务派的图富图强的设施表面上已略具规模了。但在战争过程中，打败仗的多是受有新式训练具有新式装备的淮军——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嫡系部队；而马江一役，大小新式兵轮几全数沉毁，南洋援闽兵船更是遇敌便逃。所以当时甚嚣尘上的洋务运动，不必等到中日战争才告垮台，在这次战争中已是原形毕露了。
总而言之，中法战争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又一次表现了抵抗外侮的巨大力量。同时在战争过程中，打击了国内的反动的腐朽统治势力，揭露了洋务派官僚的媚外卖国和洋务运动的本相。
五、 关于中日战争。
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事件。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遭受更严重的侵略和奴役的开端，因为甲午战后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东方矛盾的焦点，中国迅速地进一步半殖民地化，而且一度面临着被敌人瓜分的危机。另一方面，从甲午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跟随着日益严重的局面加紧加强。在战争过程中，中国人民进行了正义的、英勇的反抗。在统治者向敌人屈辱投降之后，台湾省人民坚持着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全国人民反对马关条约的呼声，促使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研究一八九五年以后几年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不能不以中日甲午战争为起点。
中日战争的性质是极其明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蓄意侵略朝鲜，并进一步侵略中国，这是大量的史料（包括尽人皆知的所谓“田中奏折”）以及战争的结果所早已证明的。美国资产阶级支持日本的扩展，企图乘机垄断朝鲜和中国东北的市场，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此在这次战争中，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所进行的抵抗，同样是反侵略的、自卫的斗争。没有疑问，在这一次战争中，正义是属于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这次战争也深刻地显示着英勇的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的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是有极伟大的现实意义的。
六、 关于戊戌变法。
五十五年前（引者按：即1898年），中国已在中日战争中遭受严重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危机中。为了逃脱危机，并进而谋中国的独立自强，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中国一部分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继承了他们前辈的改良主义的-主张，发动了变法维新的运动。他们曾运用学会、学堂、报纸等工具，向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众，进行了宣传教育和组织的工作；他们企图运用政权力量，自上而下地实行他们所想望的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从而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的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在当时社会中所起的思想启蒙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开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并战胜了改良主义的思想。戊戌时期的维新派，到了后一时期，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对者，但是从历史发展上看，应该承认，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不仅向顽固的封建势力作了猛烈的思想斗争，而且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了改良主义思想的破产，这就对于后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发展，尽了前驱的作用。
七、 关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这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伟］大农民暴动，到今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数不清的事实，证明了自义和团暴动失败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国际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的迫害，有加无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简直达到了绝顶猖狂的时代。最近竟公然武装侵略我们的台湾并轰炸我们东北的领土，妄想和五十年前一样，再来一次对中国人民的大屠杀与大洗劫。五十年前的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带着狭隘与落后性的，这是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时农民革命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他之陷于失败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现在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经是不可欺侮了，已经有能力来清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切血帐。
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方法，也是我们编辑这部书的动机。为了清算这一笔血帐，我们把义和团的史料重新公布出来。我们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史料，会提起读者对义和团的回忆，会帮助读者从历史上去认识帝国主义。会提高读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警惕，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八、 关于辛亥革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一次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
这次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定了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的临时约法，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此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道路，功绩是辉煌的，意义是重大的。
由于当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有它的软弱性，领导革命不能彻底，以致辛亥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的果实反被北洋军阀篡窃，既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也并未完成。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13]。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这套资料丛刊的编选，依然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比如说，《鸦片战争》资料中，编者们对选自清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中《林文忠公事略》的材料，就作出了自认为是必要的删节——将林则徐根据自己谪戍新疆时的亲身经历而对后进们所作的提防俄罗斯侵略的几句谆谆告诫给删略了[14]。
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而引发了一场持续三年多方告一段落的有关分期问题的大讨论，三联书店还为此出版了讨论专辑[15]。据作者自己说，所谓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约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期的问题。”究其本意，是想解决对相关历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的问题，以克服近代史中“-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而据作者的分析，这种缺点的产生，虽然有种种其他原因，但与既有的中国近代史论著中在逐一叙述若干重大事件时类似于“纪事本末体”的体裁很有关系，“因为在近代史中，如果只选取突出的大事件来做叙述的主题，就会很容易弄到眼前只看见某一些-事件。”
但从讨论的结果看，作者的这一初衷似乎并没有真正达到。因为作者在批评近代史中-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学者们的讨论尽管在具体的分期问题上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由此也可看出，这场分期问题的讨论之所以重要，本不在于具体时段的划分，而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性诠释体系，提出了一个统系全局的纲。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旧是以晚清-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具体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到了60年代初，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一些按照新体系编写的教科书陆续问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中国史稿》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编的一部历史著作。其中的第四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上），也即近代史部分（1840-1919），由刘大年负责组织近代史研究所的有关人员编写。《中国史稿》第四册力图克服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叙事类似于纪事本末体，且内容偏重于-史的缺点，决定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16]这部书当时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也多，是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
在专史研究中，则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相关研究都已有专题论述，这里不作细述）：
50年代初出版的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还是一种大跨度的研究，晚清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50年代末出版的丁名楠等集体编写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系根据当时所能找到的材料，对晚清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压迫中国，反对中国独立，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比较全面和系统地加以综合叙述”[17]。但此书所侧重的还是外国侵略者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是晚清-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但也只是在新中国才具备了深入研究的条件。由于农民是中国-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主要力量，作为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表2是笔者据《历史研究》创刊后40年间发表的有关晚清-史论文所作的分类统计。从中不难看出，在1966年以前所发表的论文中，有关太平天国的竟占到58%，远超过占第二位的辛亥革命（占19%）。
-史和人物研究有着不解之缘。-史是历史的基本框架或主要内容，而-史的一个显著的重要特点，就是离不开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活动。如果说晚清历史是一个大舞台，凸显的前台就是晚清-史；而活跃于前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由于文革前的晚清-史研究中日益加重的革命史色彩，对晚清人物的研究有着过于偏重革命营垒的倾向，而对统治阶级也即所谓反动营垒中人物的研究则是很不够的。笔者据《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18]所搜集的材料进行了如下的一番统计：
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1966年以后，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左”的路线越演越烈，正常的历史研究几乎已无法开展，值得一提的只有晚清时期中俄关系史的研究（详见有关专史研究的介绍）。至于在1967年为配合批判《清宫秘史》而形成高潮的赞颂义和团、红灯照的文章，为配合“批林批孔”而陆续发表于1974-1976年间的有关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文章，都已不属于严肃的历史研究的范畴了。
（二）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尤其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和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后，晚清-史的研究也开始“拨乱反正”并得到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首先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历史的形成（到目前为止的50年已远远超过民国史的38年），越来越多的人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也正因如此，晚清史虽然仍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清代史之组分的固有属性已愈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而与民国史的区分愈益突出了。有意思的是，以前在讨论近代史分期时，参与讨论的学者们或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绝口不提清帝的逊位，现在却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分期依据。90年代初陆续出齐的十卷本《清代全史》（王戎生主编），已正式将晚清史纳入其体系之中，其中的第七、第九两卷为晚清-史的专卷。范文澜编写、蔡美彪等续编的《中国通史》（十卷本），本已撰写到清代嘉庆朝为止，现也决定续撰晚清史部分，并可望在1999年底之前完稿。我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历史》卷中，根本就没有《中国近代史》的位置，而是将有关内容分别纳入《清史（下）》和《中华民国史》的门下。
但中国近代史依然有其存在的根据，晚清-史也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理很简单：人们需要知道自己的昨天和前天，对所见所闻和所传闻之事依然有着足够的兴趣，而晚清离我们毕竟还不够“远”；更重要的是：自18世纪末叶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曾经是落后的西方（西欧、北美再加上后起的实际上位处东方的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地区，而这一基本态势自西方工业革命以来迄今并没有实质上的改变。
同是晚清史，从近代史的角度与从断代的角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从断代的角度看，晚清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已是巅峰过后的下坡，是“盛世”之后的“末世”、“衰世”，是其一步步走向衰亡的“没落史”、“衰亡史”。而“近”本身却是相对于“今”而言，从近代史的角度审视晚清史，研究者着眼于现实，更看重的是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新的力量、新的因素的形成与发展。正如刘大年所指出的：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应该反映时代发展中人们需要知道的与现实相关的过去。如果不这样去做，那就很像有人说过的，“他们是在回答谁也没有问过他们问题的聋子”[19]。
1978年以后，也即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晚清-史研究最为活跃的时期。随着一批研究单位乃至高校相关学科专业的恢复和创建，随着有关学术刊物的增多，随着各种大中小型的学术会议的召开，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和出版。这些论著中，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写就而由于种种原因积压下来的，新撰写的论著中，也有一些是文革前就已有所研究积累的成果。
在这些论著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是一部具有近代通史性质的著作，它的前身就是《中国史稿》第四册，在写作中大体采用了原有的框架，对这一段历史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看法，但通过大量史实的补充，强化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那些基本观点，克服了原书“有骨头无肉”的缺憾。而且每一个时期各有总评，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本书只出了前三册，叙述的内容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订立，比原计划写到1919年五四运动少了近20年。但它对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的60年历史的叙述已较为完备了。
胡绳于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是按照作者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编写的。在这部新著中，他借用了章太炎在1906年所说的“以前的革命，俗称强盗结义；现在的革命，俗称秀才造反”的机智提法，重申了自己的论点：
太平天国时期是“强盗结义”，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维新和义和团时期，还是“强盗结义”，而“秀才”已开始迹近“造反”，不过“秀才”是不愿把自己卷入“强盗结义”中的。到了同盟会时期，已是“秀才造反”为主，而且“秀才”还想运用“强盗”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时期形势的不同，就发动力量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当然，所谓“强盗”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阶级含义的。[20]
出于对其既有体系的维护，胡绳还在《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胡著确系大手笔，“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教育产生重大影响。”[21]然而这部著作也继承了作者在《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中过分强调“中外”反动派相互勾结共同镇压革命的原有观点，不加辨析地继续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即中央和地方同心协力镇压太平天国）错误地理解为与外国侵略者“同心灭贼”，同时也继续将慈禧太后于1900年6月的对外宣战，“几乎描写为极其机智地借刀-的恶毒策略” [22]，这就多少削弱了这部著作应有的力度。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加之与港台及海外的学术交流，近代史既有的体系也受到了冲击与挑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是-史甚至只是革命史的状况，对现有的框架模式与相关的结论，也试图予以突破。
首先是在理论方面的探讨，集中表现在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不同看法。1980年，有文章提出用“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来表述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由于文中主要论述了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等三段“重要历程”，所以这一观点又被称为“三个阶梯”说，并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这一观点发展到后来，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本身，也即所谓“两半”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从资本主义发展，从近代化、工业化的角度看，“三个阶梯”说有其合理之处，或可补“三大高潮”论的不足。但“两半”论本身还是有其生命力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固然凸显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的一面，但同时也隐含了半独立半资本主义的另一面，因而它同样也为发展资本主义，为实现近代化、工业化的另一目标提供了根据。
我们注意到刘大年先生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对“两个基本问题”说的表述：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23]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是在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整合和重新统一。
其次是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宽。具体表现在-史以外的其他各领域的研究得到加强：经济史、军事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都已渐次展开并各有成就。
与晚清-史密切相关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也得到了重视。曾因“左”的思潮冲击被迫中断的《帝国主义侵华史》课题，也于20年后的1978年重新上马，并于1986年出版了第二卷（从甲午战后到五四运动）。沙俄侵华史、日本侵华史等专题研究也相继取得成果。
晚清-史本身的研究中，清朝统治阶级的研究也已得到了加强。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仅都有研究专著和大量研究论文，而且还出版了他们的文集。此外，对清廷枢纽人物如恭亲王奕䜣、慈禧太后等人，对湘淮军的集团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对被简称为“八大事件”的晚清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也在继续深入。
太平天囯的研究曾是成果最丰的领域，在文革中也是“受灾”最烈的“重灾区”。早在文革前，就已有着过分拔高农民起义，且以太平天国比附-党人的革命等一些不正常的做法。1964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指使下借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发难，又伤害了一批持不同见解的学者。文革中，“四人帮”更是利用太平天国大做文章。洪秀全被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太平天国的其他一些重要人物，包括杨秀清、石达开，也和李秀成一样，被打成投降派、叛徒、分裂主义者，等等。甚至洪秀全的一首“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的“地震”诗，也在唐山大地震后被“四人帮”作为鼓舞人心之用。对此，近代史学界的学者们早就蹩足了一股气，所以太平天国研究的最早“复苏”也就不是偶然的了。1979年5月，近代史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太平天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一时间，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蓬蓬勃勃，又出现了一派闹热的景象，曾有人为此戏言：“研究太平天国的人简直比太平军还要多”。但随着近代史其他领域研究的陆续开发，众多人一轰而上挤在太平天国领域的现象很快得到了克服，研究的热点也渐次后移。因此，当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后来在英国发现《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等宝贵太平天国文献时，虽也曾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震动，但有关文献却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有关的研究也没有得到什么反响——热点已过了。
辛亥革命，尤其是孙中山的研究继太平天国后成为新的热点，这与海外及台湾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的加强也有一些关系。除报刊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金冲及、胡绳武编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等。
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深入，洋务运动的研究也开始“热”起来，对研究对象——洋务运动本身的评价也逐步升高，如一些研究者提出洋务运动是进步运动，有着爱国的倾向和抵制外侮的作用，它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在本质上，洋务运动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样，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进步运动，等等。上面提到的新的主线说，也即“三个阶梯”说，与“洋务运动热”是密切相关的。
对于晚清-史中的若干专题研究，因头绪较多，不再一一细述，兹据《历史研究》所载论文的情况，列表分析如下：
表2 《历史研究》所反映的晚清-史各专题研究状况（1954-1993）
相关专题
1966年前
所占%
1974-
1983
所占%
1984-
1993
所占%
两次鸦片战争
5
4.42
4
3.31
10
7.41
太平天国
65
57.52
37
30.58
17
12.60
洋务运动
2
1.77
16
13.22
34
25.18
戊戌变法
13
11.50
6
4.96
15
11.11
义和团运动（及其他）
4
3.54
6
4.96
7
5.19
辛亥革命
22
19.47
42
34.71
51
37.78
帝国主义侵华
2
1.77
10
8.26
1
0.74
总计
113
99.99
121
100.00
135
100.01
据《〈历史研究〉目录索引》整理。按：1954-1983年的索引原系按专题排列，1984-1993年的索引则系按时期排列。现已尽可能地作了归并，以利对比。
《历史研究》自1954年创刊，1967年停刊，1974年复刊直至今天，虽有月刊、双月刊的反复变化，但其对于研究论文的容量还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可用来进行一些比较。
首先，有关晚清-史论文的总量：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约12年，发表有关论文113篇；1974年复刊至1983年的十年，计发表121篇；1984年起的新的十年，计135篇，略呈上升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研究〉目录索引》中，无论是按专题或是按时期划分，都有一些论文不属于或不纯属于晚清-史的范围。本表的统计中只剔除了那些明显不属于-史的论文）。
两次鸦片战争：在三个时期均非热门，但在1984年后略多。呈上升趋势。
太平天国革命：由文革前的第一热门（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二）逐渐转冷，1984年后退居第三（已不足七分之一）。
洋务运动：由冷转热，由文革前的最末位，逐步上升，1984年后已跃居第二（四分之一强）。
戊戌变法：热——冷——热，除文革期间一度受冷遇外，稳定在11%左右（九分之一）。
义和团运动：始终未能成为热门。
辛亥革命：稳定上升，由文革前的居于第二（但只占五分之一），上升为第一位（近五分之二）。
帝国主义侵华：居于末位。由于有些论文已归并到各相关时期，这里主要是属于总论或按边疆地区分类的部分。但其在文革期间显然曾“热”了一下，这与当时反对社会帝国主义霸权的-背景有关。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代-史、晚清-史的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其归结为“三少三多”或“三弱三强”，即：在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中，-史的研究相对减少变弱，其他专史研究相对增多增强；在近代-史领域的研究中，热点也在逐渐后移，即移向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晚清史的研究相对冷寂；在晚清-史本身的研究中，对革命运动、革命者的研究减少，而对统治阶级、统治集团人物乃至晚清-制度、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演变等的研究得到增强。
应该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是研究深入发展的应有之举。
但在研究中，也曾一度出现过一些不和谐音。主要是在一些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上，逐步趋向文化保守主义实即-的保守主义，从而反对近代史上的一切革命，就晚清-史的范围来说，不但太平天囯、义和团，甚至辛亥革命都搞错了，弄糟了。对统治集团中人物，也有的研究者并不是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而是做起“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如对曾国藩，说是要推翻范文澜加给曾国藩的污蔑不实之词，“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难以成立”，“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等等；又如对李鸿章，不赞成将其一概骂倒，因为不论是其他什么“鸿章”上台都无法避免他的命运，这当然是对的，实事求是的，但有的研究者说，看完了李鸿章的全部材料，几乎找不到他的一条缺点，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晚清-史研究中呈现出的多样性甚至某种不确定性本身还是一件极为可喜的事情。从论证-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无比正确和必然性，转而“翻烧饼”，进而再平实地研究和叙述历史，这是认识上的飞跃。历史学本是一门求实的学问，即使不用某种分期或叙述体系，只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照样可以把历史解说清楚的。
一位智者说过：“某些事件只走一条路，并非因为它们不能走另一条路，而是因为它们绝对不可能倒退回去。”[24]循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某些历史事件有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结局，并非说这就是“必然”的不可变更的，而恰恰在于我们已不能倒退回去。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人类今天的活动将把我们自己引向何处，现代的人们也未必能确切地知道。近代史的研究将因这种不确定性而常新，晚清-史的研究也必将因近代史的常新而常新。这并不是说，晚清-史如什么“大饼”或“大钱”之类可任意翻转或随意排列，而是说它可以不时地凸现出它先前不为人知或不为研究者所重视的某些方面，如此而已。
——以《50年来的晚清-史研究》
为题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99年
第5期，略有删节。据原稿校订
（18000字）
[1]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见其所著《追求集》第109-134页）及崔志海：《1998年晚清-史研究状况报告》（未刊稿），特此致谢。
[2] 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新华月报》创刊号（1949年10月）转载。
[3] 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
[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760页。
[5]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党二十八周年》，《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58页。
[6] 毛泽东：《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页。
[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
[8]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1955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
[10] 按：新华社于1950年7月1日发出的《中国科学院半年工作概况》的新闻稿中提到，中国科学院在成立之后的半年中，“先后合并了华北大学研究部，接管了前北京［北平］研究院各所、前中央研究院各所、前中国地理研究所、前静生生物调查所、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等二十四个单位。”“……在中国科学院之下暂分设：近代史、考古、语言、社会、近代物理、应用物理、物理化学、有机化学、生理生化、实验生物、水生生物、植物分类、地球物理等十三个研究所，一个紫金山天文台，一个工学实验馆，各所、台、馆负责人员，业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任命。”参见《新华月报》1950年8月号，第923-924页。
[11] 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义和团》翦伯赞序言，神州国光社1951年3月初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编者序例，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初版。
[12] 按：以下引文均摘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各种资料的《序言》、《叙例》或《题记》，不再一一注明。
[13] 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14] 按：被删略的有关记载是：“时方以西洋为忧，后进咸就公请方略。公曰：此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然是时俄人未交中国者数十年，闻者惑焉。”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6册，第263-267页，并参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5。
[15] 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8月版。以下引文凡引本书者，不再注明出处。又参见新华社报道：《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期，第137页。
[16] 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印制（非卖品）。
[17] 见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弁言》（1957年12月），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
[18] 徐立亭、熊炜编：《中国近代史论文资料索引1949-1979》，中华书局1983年版。
[19] 参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所写的序言。
[20]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1] 语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追求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页。
[22] 语见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1-22页；并参见姜涛：《“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新释》，《光明日报》1986年6月18日。
[23] 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24] 马丁·加德纳：《灵巧的宇宙》，转据伊·普里戈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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