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咸丰朝以后，除因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而偶有中断外，漕粮海运已经成为晚清时期最重要的漕粮运输方式。正如晚清政局，漕粮海运也在此期间经历了诸多变革，并与西方势力的屡屡插手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关于西方势力在中国近代社会走向中的作用，中外学术界存在着不同意见。本文即欲通过此个案研究，对这一问题作侧面回答。

一、代运漕粮的谋划与实践

在同治十一年（1873年）招商局创建之前，洋商就已觊觎漕粮海运，尤其是美国，“由于它所处的中立地位，由于它的航行速度，由于它的武器装备，具有比较安全的保障”[1]，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美国琼记洋行老板赫尔德（A·Head）与俄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故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Ignatiev）千方百计为琼记洋行穿针引线。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换约，伊格那提业幅表示，自己在上海时，美国商人声称情愿领价采买台米、洋米运京，“如令伊寄信上海领事官，将来夷船、沙船均可装载，用俄、米旗帜即何无虞”[2]。

两江总督曾国藩对此颇为积极，他说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由美国公司代运漕粮，“或且输诚而昵就于我，未可知也”[3]。但反对意见亦相当强烈。江苏巡抚薛焕认为，此端一开，恐将来洋商藉口按年勒索银两；如不遂其欲，即阻南漕北上，“贪婪之性，势所必然，不如慎之于始，弗令其于条约外稍存觊觎”[4]。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持同样观点：“若由外国领价买运，价银先入其手，难保不随意开销，窃恐藉此把持，从中渔利，将来南漕海运转多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