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国内一些学者不但将西方市民社会理论作为分析晚清中国社会的有效工具，而且还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有意或无意地将西方市民社会的历史经验及其观念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经验和观念———他们或是以西方市民社会模式为依据，力图在中国历史中找出与西方历史的相似之处，或对中国不符合西方市民社会的现象进行批判，企求中国未来也出现一个与国家相对立的“市民社会”，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学术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价值取向也是需要加以检讨的。事实上，西方市民社会只是基于欧洲历史的一种地方性发展路径，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并且，18世纪欧洲在反对君主专制中所建立的市民社会，在进入20世纪之后也早已遭国家权力膨胀和商业化原则的侵蚀而被扭曲。就中国历史来说，近代中国社会没有出现近代西方意义的市民社会，并不意味中国历史就因此一无是处。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固然障碍了近代中国的进步，但中国古代社会得以维持超稳定，必然有其独特之处，其中且不乏现代性。在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演变中，西方历史模式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但若以西方历史为价值坐标，无视中国历史的特点及其价值，则是极不可取的；这种偏向既无益于学术，也无益于重建一个更合乎理性的现代社会。

     此外，即使作为一种不具价值色彩的分析工具，市民社会理论运用于晚清“国家-社会”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市民社会理论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中产阶级公共领域”，而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中产阶级在近代中国一直发育不全。在晚清，所谓的“市民”或“资产者”虽然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产生了影响（暂且不论这种影响和声音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还是属于国家权威之内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但他们只是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市民社会理论无法揭示中国广大农村地区错综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近年国内学术界有关晚清国家与社会的研究，目光大多聚焦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精英分子上，应该说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影响不无关系。其实，就晚清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来说，我国著名学者瞿同祖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著的英文著作《清代地方政府》中，运用“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架构对清代地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做的研究，远较目前的市民理论适用、精细和实际，且无价值取向的偏颇。并且，若追溯美国中国学中的“国家-社会”研究，至少60年代之后许多著作多有瞿老著作影响的痕迹。因此，当我们在研究中从事一项理论或学术创新时，是否应该拷问一下我们的创新是否超越前人呢？

     当然，学术研究应该是多元的，应该讲究包容，我们指出市民社会理论运用于晚清“国家-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或局限，但同时我们并不否认“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对拓展晚清中国城市研究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只是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须对作为分析工具的市民社会与具有意识形态色彩或理论化的市民社会的区别有所自觉，并对该分析工具的有效度有所警惕。